对于教育制度功能的论述，再生产理论的解释曾经有过突出贡献。但无论是经济再生产还是文化再生产的理论，其共同点都是强调学校不过是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工具，学校教育制度对于统治阶级的再生产要求大多会被动地接受。显然，学校场域内的许多事例都可以有力地反驳这种观点，于是从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强调学校及教育制度抵制再生产功能的理论开始在西方学界出现并引起了巨大反响。①抵制理论的学者强调，研究教育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功能，必须要考虑到教育制度的相对自主性。[1]学校，尤其是学生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再生产，他们常常会抵制再生产的制度及行为，而这种抵制常常会表现在他们的文化上。发生在学生身上的抵制行为和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西方有关学生的抵制行为和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呈现了什么样的特点，西方学者的研究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什么启示，这些正是本文所着力要探讨的问题。 一、抵制理论的出现及其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关注 抵制理论的兴起源于对再生产理论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对经济再生产抑或文化再生产的模式提出了质疑，抵制理论正是在这种批判中形成该学派理论观点的。正如美国学者H.A.Giroux在1983年发表的《新教育社会学的再生产和抵制理论：一种批判的分析》这篇抵制理论的重要文献中所指出的，再生产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忽视了存在于学校的矛盾和斗争，也未能从更细致的学校背景去考察教师与学生的抵制行为。[2] 抵制理论的学者都很强调研究者必须要认识到学校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问题。Giroux就认为，再生产和抵制是同时并存于教育制度中的，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仍然还是会占上风，但这种占上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在统治阶级通过外在力量去压迫其进行再生产时，学校却是个相对自主的机构。[3]Giroux进一步指出，学校并不是简单地被统治阶级的逻辑所控制，它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都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学校不仅为抵制的行为提供空间，而且还提供某些资源来抵制统治阶级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利益。[4]比如许多时候，学校的作用与统治阶级对自己的需求并不一致，这是因为，学校还不得不回应社会上来自其他利益群体的部门对学校提出的要求。[5] 而另一名美国学者，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M.W.Apple也强调，学校的教育系统不但生产经济上的知识，还生产意识形态的知识，学校教育与经济、文化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符应，学校有其相对自主性。[6]这种自主性表现在学校场域中，也表现在教师和学生身上。 Giroux和Apple对教育制度自主性的强调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学生抵制的行为和文化关注。Giroux指出，学生并不是资本的副产品，亦不全然顺从权威教师与学校，相反，在学校这个充满冲突的地方，会存在学生集体的有意识的抵制。[7]作为抵制理论学派的始创者，Giroux进一步呼吁，抵制理论的相关研究要重视下层阶级的文化的作用，比如来自下层阶级学生的文化。研究者要注意到下层阶级的文化是由他们自己和统治阶级意识组合而成的，这些文化参与了下层阶级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8]抵制理论的研究重点，就是要重构抵制行为的概念，把抵制从过去被定位为“不正常”和“学术上的无能”的概念重新定义为道德和政治上的愤慨。[9]Giroux呼吁研究者全面探究学生在自己经验面临统治阶级的限制时，所采取的把两者融合起来的复杂的方式，以及深度挖掘再生产的控制与个人自主之间的关系。另外，他还提醒研究者还应探索和分清在学生的行为里，哪些行为是真正具有抵制压迫和再生产，并具有自由和解放意义的抵制行为。[10]Apple也持类似观点，不过他从更具体的角度去强调学校是一个充满矛盾、论争和斗争的场所(sites)。[11]在他看来，学生拥有某些价值和规范的文化，这些文化往往与统治阶级的文化并不一致，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看穿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也为他们挑战学校的工作提供了可能。学生甚至和教师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倾向，以对抗学校制度的压力。[12]Apple非常强调学生及其文化的自主性，并始终认为这种文化的相对性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他希望抵制理论的被重视能够使得学界对学校的作用，尤其是对学生的抵制行为和文化认识得更加清晰。[13]从Giroux和Apple以上相关的论述可以看到，抵制理论试图去批判再生产理论的不足，特别是针对再生产理论无法解释学校制度中的抵制和不和谐现象，该派理论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在笔者看来，抵制理论相关学者最为可贵之处莫过于对学生文化的重视，他们提倡研究来自底层的学生们对统治阶级在教育系统内的进行不平等再生产的抵制行为及其文化，尽管有其他学者曾经质疑该理论的可行性，[14]但这种提倡无疑深化和丰富了我们对复杂教育制度的认识。 二、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前后英国的表现 在抵制理论兴起的过程中，Giroux和Apple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重视更多的是一种思辨意义上的论述，而在抵制理论正式被提出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的最出色的实证研究却是出自英国的学者们。David Hargreaves在考察了二战后仍处于工业时代的英国学校后证实，许多劳工阶级的学生由恐惧他们自己所属的阶级尊严被打击，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反学校的文化”(counter-culture)。学生们的这种文化，意在抵制学校这种与他们所在的阶级性质不同的机构，也抵制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有疏远感和隔阂的老师。[15]而反学校文化的出现在Hargreaves看来主要是因为，学校隐性课程的存在和劳工阶级聚集的社区的消失，这些都刺激了来自劳工阶级的学生们想去寻找和获取一种与他们阶级地位相一致的尊严。[16]70年代前后，抵制理论中对学生抵制行为和文化更细致的研究则是来自Paul Corrigan和Paul Willis等人的人类学研究。Corrigan的研究是以70年代英国东部沿海的桑德兰市的两所学校的男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去探讨这些来自劳工阶级的学生是如何对学校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进行抵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