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3)05－0052－07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政党则是议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对于政党的定义，政治学家们莫衷一是；但对于政党的功能，学者们却具有高度的共识。不过，人们在讨论政党问题时通常是以国家作为背景，而香港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因此，对香港的政党政治问题的讨论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人们可能会问：香港有政党吗？然而，从香港现时政治看，政党政治现象无处不在。如果我们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政党政治现象视而不见，我们不仅看不到香港政治的玄机，而且会出现许多误判。因此，客观认识中国这个特殊地方区域的政党政治现象，判断这种政治现象的作用、发展空间和限度，是落实“一国两制”政策所必不可少的。 一、香港政党政治发生的社会政治生态 如果说西方政党产生于议会政治，那么，香港号称政党的政治组织的产生则主要是香港社会精英对于香港回归这一重大事件做出回应的结果，这也完全符合政党发生学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引发政党产生的论述。然而，香港情况的特殊性还在于，作为当时香港社会统治者的港英政府对于香港社会的这种政治反应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早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前，港英当局就于1984年7月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开启了香港代议政治的大门。而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不久，港英政府就于1985年9月推出了立法局改选的《代议政制白皮书》①。香港政制所发生的急剧开放性的变化，使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着眼于香港的未来、以捍卫所谓港人的实际利益为出发点，围绕着香港回归的内容开展议政活动，有一种在中英之间“极力争取自我存在，自争前途的情绪”[1]。比如，香港观察社、汇点和太平山学会是这一时期最为知名的三大论政团体。这些议政团体的出现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各种具有政党功能的组织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组织基础②。议政团体和后来的各路政党的登场，使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积极整合民间力量作为自己活动的支撑，参与立法局和区议会的选举并与政府产生持续不断的政策性互动，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的港区人大代表邬维庸就将港英政府的这一举动称之为港英政府撤离香港之前的“布雷行动”[2]。 但是，如果简单考察香港政党产生的背景，并借此分析香港政党产生的其他条件，就只能使我们局限于中英之间围绕香港回归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之中，且只能看到香港政党的产生与发展仅仅来自于港英政府的推动。这对于全面、客观地考察香港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事物的产生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事物的内部，外部的力量主要发挥催生和加速的作用。香港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公众心理及内外压力等一系列与地区政治发展存在互动关系的社会综合环境——政治生态密切相关。美国学者约瑟夫·莱帕洛姆巴拉和迈伦·韦纳认为现代政党的诞生主要受世俗化、自发性的社交以及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通讯系统及三种特定的“历史性的危机”影响。这一论述虽然不能涵盖香港政党产生的全部原因，但有助于我们在政治生态层面从香港社会本身的特征及由香港回归所带来的外部压力等方面分析香港政党产生的特点，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香港地区的政党性政治组织的活动性质，以及这些政党性政治组织的政治价值取向，并客观地评价香港政党对地区政治发展的意义。 对于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的社会特征，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其一，当时的香港是一个“经济至上”、弱化政治诉求的利益分散型社会。这个描述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广大港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弱化了其政治上的诉求，二是香港社会的自由使香港社会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香港这一社会特征的形成，完全是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结果。由于港英政府长期秉持政治上排挤华人，经济上自由开放的政策，致使广大港人普遍存在政治上的无能感，从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领域的发展，进而形成一种“经济至上”的社会心理。罗伯特·A.达尔在分析“人为什么不愿介入政治”时指出[3]，当人们在经济活动上取得的利益大于政治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或人们对自己改变政治现状不抱希望或持无所谓态度，或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过程中遇到诸多障碍时，人们就不大愿意介入政治，从而产生政治冷漠的心态。达尔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港人的心态。 其二，香港社会是一个西方理念渗入传统根基的价值融合型社会。港英政府十分清楚，对于香港社会实现有效统治的最好方式是主宰香港的教育，这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手段，也是将英式文明渗入香港最潜移默化的途径。近现代历史上中英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的较大差距，使香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普遍存在着对西方制度的仰慕。香港商业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无形中向港人展示了诸如自由平等、公平交易、尊重他人、诚实守信、遵守规则、互助互利等商业精神，并融入到社会生活中。香港发达的大众传媒在香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粘合与强化作用。生活在“传媒海洋之中”[4]的港人潜移默化地在中国传统价值和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价值之间接受着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结果是使香港社会呈现出既有中华传统文化依托，又有西方现代价值浸润；既有坚忍静默、安于现状的文化惯性，又有自由平等、自尊自立的心理熏陶的价值融合型社会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