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3)02-0020-04 澳門歷史研究近30年來的進步，有目共睹，在國内外學界也備受關注和讚賞。澳門公共機構和社會團體聯合外地研究力量，不僅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檔案、文獻史料，為廣大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為未來更深入、全面、系統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條件，研究成果量的增加和質的提升以及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也令澳門歷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飛躍，特別在研究深度和廣度的拓展以及在諸多向來極具爭議問題上學術觀點的交集、接近方面，進展令人欣喜。① 不過，在我看來，澳門歷史研究最值得稱頌、最值得驕傲、最具深遠意義的成就，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是澳門學術自主性的初步確立。 所謂“話語”，從本質上探討是人類在獲得知識的最終成果過程中，誰主導獲得知識的地位，即構成話語權的取得，當中涉及表達和參與兩個方面。從澳門史學史的發展歷程觀察，歷史知識的取得從過去由澳門境外學者主導，逐漸轉變為由澳門本土學者主導，研究的主體也轉向澳門內部社會的演進，實現了歷史話語權回歸本地。換言之，澳門本土研究力量的日益壯大，其表達和參與的頻率增高、深度和廣度加大以及對澳門本身關注度的日益加強，導致了量變產生質變的最終結果。 眾所周知，澳門歷史研究最早是圍繞中葡主權治權之紛爭而展開的，因此，澳門歷史研究從一開始就染上了極其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葡兩國政治家、史學家對澳門歷史的敘事與解釋長期存在巨大的分歧，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甚至南轅北轍，澳門歷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也長期受限於政治史、中葡外交史、中外交通史的主線而無法轉向本地社會內部演進的研究，無法確立“以澳門本身為主體的研究路徑”②，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及其解釋體系一直無法形成③。澳門歷史的話語權也猶如其外向型經濟那樣随波逐流，一直為外部因素所主導。 話語權之回歸，首先是研究人員主體的本地化。20世紀70年代中期，澳門的政治法律地位得以明確，澳門社會各界、特別是逐漸成形的知識界，不斷努力尋求確立澳門自身個性的必要手段和途徑。同時，隨著居民教育水平的日漸提升、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攻讀碩士、博士人數的不斷增加，以及當局在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上的投資大幅增加，願意潛心從事歷史研究的本地學者和人士也日漸增多，三四十年後終於發展成為澳門歷史研究的中流砥柱。而本地學者的研究重心，自然地指向本土社會。 其次，是研究課題和研究成果的本地化。在過去30年間，澳門基金會和其他機構均不遺餘力地投入在推動、資助和組織史料以及研究成果的挖掘、整理和出版的工作中，並且在確定研究課題時，更多地考慮本土視角，逐漸將焦點轉向對澳門内部社會演變的考察。隨著挖掘整理檔案史料不斷深入，一些過去被學術界忽視的材料，例如口述歷史、實物史料和圖像史料，亦引起澳門歷史學者的興趣和關注，相關的嘗試和成果己初見端倪，諸如《十部文藝志書集成·澳門卷》、澳門記憶工程等更大規模的研究已經展開。口述歷史、實物史料和圖像史料不但彌補文獻史料的空白和不足，也是論證文獻史料真偽的有力途徑。而這些元素最豐富的地方，就在能取得第一手歷史體驗、歷史參與人數最多和最集中的澳門，從而更加強化了澳門歷史研究的本土性。 再次，聚焦澳門內部社會變遷研究，史觀分歧逐漸拉近。這不但是本土歷史話語體系建立的前提，也是確立本土歷史話語體系的必要進程。最近30年來，澳門的公、私機構對中國和葡萄牙以及其他國家有關澳門的檔案史料整理和翻譯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出版了不少成果。澳門歷史檔案資料的最大特點在於數量大、語種多、收藏地分散。雖然礙於時間和空間的種種局限，對其他語種以及散佚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檔案還未能全面、系統地收集和整理，但隨著大量檔案史料的出版和翻譯，研究人員有了更多可以共同使用的材料，不同史觀逐步靠攏接近，許多長期爭議的重大問題有望達成共識。而更多從本土視角審視內部社會演變的研究成果的產生，本土歷史知識及其解釋體系的輪廓也逐步明確，為日後撰寫澳門通史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以本土學者主導撰寫澳門通史，將是本土歷史話語體系的最高表現，也將標誌著澳門歷史研究自主性的真正確立。 第四，擴寬了澳門歷史研究的視野，突出了澳門歷史的意義。長期以來，本地掌故式的鄉土研究和宏觀的中葡交往史研究各走極端，缺乏交集，更很少將澳門歷史置於中國史、亞洲史和全球史的廣闊視野中來審視。澳門港城的開埠，澳門的生存發展，與國勢國運的興衰絲絲相扣，緊密相連。澳門歷史的意義，當應放在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高度方能突顯。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遗產，充分肯定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澳門共生共存的典範意義和普世價值。澳門歷史研究，當應高度重視其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並為當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和諧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突出小城市大歷史的功能和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