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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澳門歷史研究現狀中存在的碎片化與系統化的矛盾、史學理論的取捨與應用、路徑選擇與空間拓展等問題進行了論述，而且提出未來澳門歷史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即葡文文獻的整理與翻譯。文章認為，目前的葡文文獻整理與翻譯，滯後於澳門歷史研究的發展，並已成為了澳門歷史研究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作為國際澳門史研究主陣地的中國學界，作為澳門歷史研究主體對象的澳門地區，有責任有義務去組建一個澳門歷史檔案文獻翻譯中心，重點立項，加大投入，中國專家與葡萄牙專家結合，澳門史專家與葡語專家結合，系統地翻譯16～20世紀中西關係中的葡文檔案文獻及澳門問題文獻。集全球澳門文獻於澳門，供源頭活水予國際澳門學界。
es Freitas)炮兵上校於1828年出版的《名城澳門史實記錄》。①雖然該書不如稍後出版的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影響大，但它卻是西方學者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研究澳門歷史的學術著作。在此之後，龍思泰《早期澳門史》(1832)，聖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關於澳門居留地備忘錄》(1845)，馬雅(Maya)《澳門開港回憶錄》(1849)，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澳門的華人》(1867)，庇利喇(Marques Pereira)《澳門大事記》、《澳門的中國海關》(1870)，費爾南德斯(J.Gabriel B.Fernandes)《澳門歷史劄記》(1883)，弗蘭薩(Bento 
)《澳門歷史補遺》(1888)，徐薩斯(Montalto Jesus)《歷史上的澳門》(1902)，波乃耶(J.Dyer Ball)《澳門·聖城·東方寶石》(1905)，矢野仁一《明代澳門的貿易及其興衰》(1918)，科龍班(Eudore de Colomban)《澳門歷史概要》(1927)，伯希和(Paul Pelliot)《澳門的起源》(1935)，張天澤《明代中葡貿易考》(1935，英文博士論文)，藤田豐八《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1936)等一系列澳門歷史研究著作先後出版。到20世紀40年代以後，更掀起了以博克塞(C.R.Boxer)、白樂嘉(J.M.Braga)、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n Videira Pires)等人為代表的澳門歷史研究的高潮，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文獻、檔案及一批高質量的澳門歷史研究學術著作。這一時期的澳門歷史研究，可以說完全是屬於西方的，其間雖有少部分中國學者的參與，但不論從數量與質量上，中國學者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多偏重於一般性的介紹或敘述。因此，基本可以說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在國際澳門歷史研究的領域中，沒有多少話語權。 20世紀70年代以後，海外中國學者以全漢昇《明代澳門的海外貿易》(1970)、郭永亮《明季澳門與日本之交通》(1971)，霍啟昌《澳門模式：16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時期中國政府對西方人管理辦法研究》(1978，英文博士論文)為代表，國內則以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1980)和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證》(1981)為發軔，直至1990年代中後期，進入了中國學者全面介入澳門史研究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學者澳門歷史研究成果的數量遠遠超過了西方學者，但是，從對原始資料的挖掘及研究的深度來看，中國學者與西方學者相比，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特別是受澳門回歸的政治影響，中國學者龐大繁雜的研究成果，良莠不齊，其中利用中文資料、發揮中文資料優勢的成果，明顯具有創新性，特別是中文資料的搜集與整理，使中國學者在國際澳門歷史研究中佔據了一席之地。但是，大量的應景之作、草率之作、非原創性之作十分突出，存在著嚴重的學術泡沫與學術失範。余以為，如果從嚴格的國際學術規範要求的澳門歷史研究的深度、廣度而言，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從整體上尚未進入國際學術研究的前沿。 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至今，這是中國學者澳門歷史研究前所未有的最好時期。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數量比上一時期明顯減少，但就成果的質量而言卻有很大的提高。研究視野不僅僅停留在16世紀～17世紀澳門早期歷史，而且逐漸下移至18世紀後的澳門歷史，即針對澳門近現代史展開了下力氣的研究。除去回歸政治效應的騷動後，中國學者不論在文獻整理還是專題研究，都出現了較高水平的專業論文與著作。針對葡人東來及澳門開埠前後一系列學界長期爭論但又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中國學者展開了深入細緻的討論，如Tomo、茜草灣、雙嶼港等歷史地理問題，又如葡人驅盜入澳、中葡早期和約、媽閣廟的起源、廣州交易會、葡西征服中國計劃等問題。這些論著不僅能广泛地網羅中文史料，而且亦在大規模挖掘、整理葡文资料的基礎上，展開了新視角的澳門歷史研究，澳門史研究進入最為精彩的歷史階段，出現了越來越深入、越來越細化、越來越詳盡、越來越精到的研究局面，很多學術成果已經趕上和超過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水平。特別是由澳門基金會組織及資助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澳門叢書及已經完成的兩部規模宏大的學術專著——《澳門史新編》和《澳門編年史》，更是代表性地體現了這一整體水平。尤其是後者，無論是從中西檔案的徵引上，還是在專題個案的考證上，都超過了以往的澳門歷史研究著作。即使在西文資料的使用上，也超越了以往的西方學者，被著名漢學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譽為“一部現代版的澳門實錄”，當之無愧為近期史學研究的里程碑②，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學者澳門歷史研究最為重要的代表性成果。至此，可以說，中國學者在國際澳門歷史研究領域中獲得了自己的話語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