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台湾学术界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这场学术运动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学科领域之广、参与的学者之众以及关涉的问题之多，都是其他任何学术运动所难以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这场运动的持续深化及其向各个学科领域的推展，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台湾社会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遂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渗透，并最终深刻地介入到这场运动之中。正是在台湾社会各种政治及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势介入之下，这场原本十分单纯的学术运动，开始与具有强烈政治意图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本土化”论述，发生一定程度的交叉与重叠，相应地，其原先的学术“中国化”诉求，也开始为内涵日益窄化的“本土化”论述所覆盖和替代。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这种“交叉”与“重叠”的一片混沌之中，台湾的思想文化界不仅产生了“本土”与“外域”的严重切割，甚至还出现了“台湾化”与“中国化”的两极对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响台湾当代社会既深且巨的所谓“本土化”思潮，正是伴随着当时形形色色的“本土化”论述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而与此相反，原先的那场学术运动，则在铺天盖地的“本土化”论述中几乎被消解于无形。正因为如此，从台湾现代学术史的脉络中来系统地梳理这场运动的发展过程，分析这场运动由“中国化”开始而以“本土化”作结之具体转折过程及其内因外缘，对于全面地把握台湾现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基本特征，进而对于准确地理解台湾当下人文社会思潮的总体演进，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 一 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及其转型 台湾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始于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在《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台湾经验》的论文中，对此曾有如下的分析： 日据时代，台湾居于殖民地的地位，统治者基于愚民与使民的原则，并不鼓励中国人从事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台湾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展开，主要是在国民政府搬迁来台以后。大陆易手，国府迁台，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避共学者，其中不少是研究人文学及社会科学。这些专攻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大陆学者，来台以后即先后进入各新旧大学院校、高级中学及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使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薪火开始在此点燃。此后，由他们的学生代代传承，迄今各个学科总算是粗具规模。② 根据台湾学术界通行的学者世代划分，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的这批大陆学者，应该是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是由于战乱才避居台湾的，故而“多将台湾当做暂时的‘避秦之地’，等待政府反攻大陆以后，再重返故乡故土。他们大多认为台湾不过是蕞尔小岛，究非久居之地，有生之年必将返回大陆，而且返乡之日并非遥远。他们是在这样一种‘避秦意识’的笼罩之下，在台湾生活，在台湾研究。”杨氏还进一步指出，此种“还乡情结”对第一代的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受制于强烈的还乡意识，他们自然而然地继续大陆时期已经从事的研究课题，亦即继续探讨大陆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对台湾本地的人民、社会及文化问题，则未从学术的观点给予应有的关注与研究”。③ 由于第一代学者是台湾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人，故而，他们当时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所开辟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包括他们的研究兴趣和整体的学术关怀，都对此后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入196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是第一代学者因年龄原因而陆续离开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另一方面则是第二代学者的养成并相继成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在这种世代交替的大背景下，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开始酝酿着新的变革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最能反映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范式转变的，当属陈绍馨于196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一文。④如果就年龄和资历而言，陈氏应该是台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代学者。然而，与上述第一代学者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不同，陈氏出身于台北县的一个名门望族，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社会学，乃台湾本省籍的社会学家。与大陆来台的第一代学者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相对陌生、“对台湾本地的人民、社会及文化问题，则未从学术的观点给予应有的关注与研究”不同，陈氏的本省籍身份，使得他对台湾这块土地以及生长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人民及其社会与文化，都有着特殊的感情。相应地，对于台湾历史与文化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研究价值，他也有着特别的会心与体认。1965年，台湾大学文学院为庆祝20周年校庆举办“台湾研究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之系列演讲。陈氏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实验室”为题，发表演说。次年，陈氏将演讲内容稍加修改，并更名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以中英文书刊的方式发表在“中研院”民族学研究的集刊中。 在这篇后来被喻为台湾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典范”⑤的论文中，陈氏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台湾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之意义与价值这个重大的学术论题。在他看来，台湾虽然经历了日本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但台湾的社会依然是一个中国社会，台湾的文化依然是一种中国文化。他还进一步指出，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地域狭小，开发的历史也较为短暂，与此同时，有关于台湾之资料的收集与保存却较为系统、完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台湾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最佳“实验室”，为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因应之道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和机会。总之，在陈氏的观念中，“在台湾可以研究中国”，⑥透过对台湾的研究，可以促进和光大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研究。 透过陈绍馨所揭示的台湾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之“实验室”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因学术世代交替而酝酿全新转变的1960年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依然是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中之重。就这一点而言，在台湾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与由大陆赴台的第一代学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