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党的群众工作需处理好五对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谭和平,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谭和平,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谭和平(1971-),男,湖南澧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原文出处:
求实

内容提要:

党的群众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深化党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工作实效需要处理好: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关系;组织建设与发挥个人作用的关系;价值引导与利益实现的关系;群众工作形式与实质的关系。


期刊代号:D2
分类名称: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13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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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3)09-0015-04

       党的群众工作,是指党为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而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工作,其本质是做人的工作。现时代,在社会转型和公民意识、“消费者意识”迅速成长的新环境下,党的群众工作呈现出诸多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把党的群众工作理解为党政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忽略了普通党员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忽略了“社工”、“义工”等在群众工作中的角色与作用,以至于“谁来做群众工作”成为问题;群众工作中,不顾群众的意愿和承受能力,盲目蛮干,“代民做主”,命令主义盛行。部分党员干部害怕群众,不敢与群众打交道,甚至一味迁就思想觉悟较为落后群众的意见,工作缺少开拓性主动性,做了尾巴主义的俘虏;群众工作组织平台老化、缺失,传统的党建模式和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方式及渠道不能充分发挥团结、凝聚、服务最广大群众的作用。阶层分化严重,阶层之间对话困难,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流动人口在群众工作合力系统中处于无为状态;撇开群众切身利益抽象宣扬真理的价值、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政治,群众工作的高调门宣传与低效率执行的矛盾凸现出来;群众工作的体系、方式、资源、载体、手段、机制等与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群众工作中出现了“本领恐慌”和“能力不足的危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上述问题,为提高群众工作实效,需处理好如下五对关系:

       一、少数与多数的关系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基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正确处理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始终坚持依靠多数、争取团结少数的原则,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分别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奠定了党的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经验。当前,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党如何正确处理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始终注重与最广大群众密切联系并善于抓住少数关键性群体,是深化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现时代,群众工作中正确处理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群众工作的价值导向上,坚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如列宁所说,“群众的人数有千百万,——政策应当是从千百万人着眼,而不是从几千人着眼。只有从千百万人着眼,才会有实事求是的政策。”[1](P87)同时,运用统筹兼顾原则进行利益整合,既防止多数人损害属于少数的一部分特殊群体如艾滋病感染者、乙肝患者等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也防止少数既得利益群体侵害多数人的利益。二是群众工作的主体选择上,既要善于调动属于少数的专业党务、政务工作者的主动性,属于少数的“群众领袖”的引领、示范作用,又要发动属于多数的普通群众如一般党员、“社工”、“义工”等的积极性。三是群众工作格局上,改变单纯以党组织为主、党内循环的“一元主体”的单向封闭运作格局,实现“一元为主、多方参与”的互动开放格局,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的缓冲、疏导、减压作用。

       二、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关系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史上,曾经存在一种屡屡发生的命令主义倾向,就是党的干部以群众的先生自居,自认为自己的觉悟、知识、思想、能力等高于群众,因而在群众工作中主观臆断、强行蛮干、简单粗暴、强迫命令。为此,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2](P809)命令主义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大敌,“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2](P1095)。同时,也曾出现过迁就群众中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采取“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放任态度,结果导致极大的混乱。尾巴主义则是群众工作的另一个大敌,“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2](P1095)。在毛泽东的提醒和忠告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注意反对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个大敌,解决好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关系,“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3](P1310)群众工作成效明显,党群关系犹如鱼水关系。

       在社会、政党转型的背景下,要有效应对党员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不足的危险”和出现的“本领恐慌”,必须继续妥善解决好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是党的力量源泉。“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4](P324)“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5](P218-219)因而,群众工作中必须坚持、深化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当然,甘当学生、深入群众是为了正确决策、顺利开展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决不能就此止步,变成尾巴主义。还需要“到群众中去”,对群众的意见加以搜集、分析、整合、系统化,以寻求解决群众问题的办法并做出决策,这就是“做群众的先生”的过程。经过这种过程,党的方针政策既源自群众又高于群众,实现了“做群众的学生”与“当群众的先生”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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