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9－0052－04 党群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深刻影响执政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执政历史的延伸、执政环境的变化，影响乃至危及执政安全的消极因素将日益增加，致使执政党的执政风险随之增大。当前，脱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执政风险。尤其在中国社会处于深刻变革阶段，这种风险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严重的冲击，使党群关系表现出冲突、矛盾、摩擦的复杂局面，以致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突出。 1.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群众代际关系的更迭，民众选择的多向度，导致了群众基础的复杂化，陡然加大了党联系群众的难度 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使其所有制结构、产业构成和分配方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引发了社会阶层多元化、多样化的结构性嬗变。社会自由度逐步扩大，社会群体流动性日益增强，促进了职业选择的多向度，新社会阶层的产生使党的群众基础发生了复杂变化。原有的工农阶层位次下降，新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已与工农劳动者形成贫富两大群体，明显地暴露出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迹象，而“市场机制的作用、体制的缺陷、社会结构的惯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促成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1]。这种社会群体的代际更迭使党的群众基础呈现出复杂局面，如工农群体中的老一辈工人、农民，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无比优越性，因而是党的坚强后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中生代群体既享受了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实惠，也承受了原有社会平衡机制被打破后所带来的种种阵痛，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由于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逐渐弱化，普遍存在挫折感和失落感，以致对党产生了不满情绪，对党的感情渐趋淡薄；新生代青年群体在各领域各岗位日益活跃，他们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持认可态度，但随着自身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其政治选择和价值认同更趋理性，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感情认同，正在转变为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其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也由互惠型转向利己主义和功利倾向；新生代农民正处于由农村向城市过渡的状态，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命运和实现身份转变，但融入城市成本高、掣肘多的问题又难以克服，使之处于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危险境地，反映了转型期社会代际关系的冲突性。以上这一切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党的群众基础，增加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 2.利益矛盾显性化，利益诉求碎片化，导致群众社会心理失衡和极端化情绪，群体性事件增多，这在客观上侵蚀并削减了党的执政资源 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实际上是各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市场经济唤醒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利益意识，赋予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人们不再盲目崇拜绝对权威，而是强烈要求自身的价值和追求能够被社会所尊重和承认，并且极力寻找能够使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的渠道。人们不再避讳、隐瞒对社会资源占有的要求，并开始以直接、明显、公开的方式反映利益诉求，从个人立场、个人利益的角度表达利益愿望，人们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念更加复杂多元，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多样，进而导致社会群体利益矛盾显性化。由于各社会群体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影响、阶层位次差异明显，所以他们在利益诉求的表达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工农群众及下岗失业人员更多地表达出摆脱贫困的生存权和基本社会保障权的愿望，而新阶层则表达出提高自身政治待遇的强烈愿望。各阶层利益愿望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使执政党难以用共同利益代替各阶层不同的利益要求，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碎片化问题更加凸显。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各方的强烈不满、反对，甚至会加剧贫困阶层的生活难度、心理落差，以及对党的政策的疑虑。如果地方政府对此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就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事态越拖越严重，最后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产生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必将侵蚀并削减党的执政资源，严重影响党群关系的协调发展。 3.决策机制不完善，权力“授受关系”不明确，公权力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不足，干部对民意反映的“体制性迟钝”，将严重掣肘党群关系良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模式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表现为权力结构集权化特征。这种执政党“主宰型”角色定位使党自身置于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漩涡中，导致一切社会问题都以党群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执政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革命党思维还没有根本改变，领导体制过于集中的现象没有彻底克服，党和政府仍习惯于使用“红头文件”或行政命令发号施令。执政党集决策权、执政权和监督权于一身，使得党的重大政策及决策不能充分反映并兼顾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而执政党组织结构突出整体性和统一性，官员的选拔、任命、使用和调整完全依赖于上级领导机关，致使党内权力关系倒置，权力“授受关系”不明，权力运行机制不规范，权责严重失衡，群众利益愿望在决策中被忽视。公权力与民众良性互动不足，权力运行公开度、透明度不够，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无法得到有效行使，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很难发挥作用，群众的合理要求和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满足，不公平、不公正的失落感长期积累，人们就会因心理压抑、焦虑而导致非理性行为增多。对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疏导和化解，就容易产生群众情绪失控甚至暴力抗法事件。在现实中，地方官员对群众不满情绪往往反应迟钝，遇到矛盾纠纷不是想办法及时解决，而是或者采取躲藏、遮掩、消极回避的态度，致使小事拖大；或者采取强制手段压制矛盾，甚至动用公安、武警与群众对峙。这些做法无疑使矛盾问题进一步扩大，甚至演变为全面对抗，造成社会动荡甚至人员、财产的严重损失，进而加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增加党脱离群众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