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为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14年。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共曾两度遭受严重的挫折，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两次挫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遵义会议后14年，中共的发展则十分顺利，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遵义会议后中共能发展壮大，最终取得全国政权，自然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最根本的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起因于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顿时退潮，与中共在大革命后期既犯了右倾错误，也存在“左”倾偏差，失去群众的同情与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革命后期中共出现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示在对国民党一再妥协退让。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为了不因工农运动而刺激国民党右派，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强调：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①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②“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③ 当时的中共领导机关为了维持国共关系，千方百计地迁就国民党右派，为此不惜给工农运动泼冷水甚至进行压制。可是，在工农运动进入高潮后，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又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制止。例如，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到1927年1月，全省农会会员已猛增至二百万人，直接掌握的群众达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于是“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猛烈冲击和荡涤了农村的旧有秩序，“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④。但不可否认，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枪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⑤甚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扩大了打击对象。同时，随着北伐军占领两湖地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工人运动也就迅速发展起来。此时，在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过左的做法，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⑥ 农民运动中的某些过左做法“容易失去社会的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到不便”。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也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⑦。武汉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偏差，致使“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⑧刘少奇后来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群众中的‘左’倾现象与领导机关的右倾，结果使群众与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情绪被打落。”⑨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兴起迅速，而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之后又顿时低落，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运动的残酷镇压，但与运动中那些过左行为失去社会同情亦不无关系。不但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各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致使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遭受重大牺牲。“左”右倾错误都是对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都会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相继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建立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开始复兴。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全国红军发展到约30万人，全国党员总数也发展到近30万人。但是，在接下来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却遭受了严重失败，被迫放弃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后来的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然与博古、李德等人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不无关系。在经历第一至第四次“围剿”之后，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不再使用长驱直入之策，而是步步为营，在根据地周围广筑堡垒，同时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1933年9月，即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作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不懂军事又十分崇拜共产国际，于是李德一到来，就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蒋介石的“围剿”策略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却提出所谓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作战方针。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国民党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待敌人从碉堡中出来，推进至距红军碉堡二三百米，红军进行短距离的突击，迅速猛扑上去将国民党军消灭。“短促突击”的战术对于红军来说，显然是扬短避长。“短促突击的结果，使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⑩在国民党军不断地压缩包围下，博古和李德又不采纳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外线作战打破“围剿”之策，使原本善于灵活作战的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在中央苏区无法立足只得进行战略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