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9-0077-06 从1735年鲍姆嘉通提出美学是一门“感性认识的科学”开始，美学正慢慢变成艺术哲学，以诠释理性无法企及的“感性认识”问题。这其中，19世纪的俄罗斯美学思想正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实践中找到确定自身话语合法性的前文本。在文学批评方面，别林斯基确定了“真”是“美”之前提的美学观。他指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魅力在于，“诗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透彻和清晰的反映，像普希金的个性反映在《奥涅金》里一样。这里有他的全部生活、全部灵魂、全部爱情。”①这表明，美学作为方法论不应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无论是别林斯基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都坚定地相信世界存在着能使人得到拯救的美。但是，能够透视人类灵魂秘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却发现了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矛盾和悲剧。这一点倒是与别林斯基接近，后者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来强调苦难是天国荣耀的报偿。只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审美来说，苦难的报偿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美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艺术世界里，人若想摆脱苦难的宿命，就该学《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的样子，以圣愚的面貌降临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过实际情况是，梅什金不具备拯救世界(即现实)的能力，反被世界所毁灭。陀氏对美的理解别树一帜，他通过对苦难的沉思来寻找苦难的形而上意义，从而获得某种只有从痛苦中才能提炼出来的哲理思辨之美。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对上帝存在真实性的质疑和阿廖沙因佐西玛长老尸体腐烂所引发的对信仰的动摇使该作品更像一部有关痛苦的百科全书。痛苦会破坏人对天国的想象，人因痛苦而失去理智，从而可能丧失被拯救的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将人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是否有可能，或者直接按伊卡拉马佐夫的方式来表述，将人从痛苦的苦海中打捞出来是不是值得，这个问题似乎处于一种无解的状态，陀氏实际将苦难的问题和儿童联系在一起，他声称自己找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陀氏在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答案：“您给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和无神论相关的问题答案我暂时还无法说清楚。也就是说‘无法说清楚’中隐藏着我全部的焦虑”②。 舍斯托夫将陀氏这种具有宗教宿命色彩的苦难意识和基尔凯郭尔的美学思想联系起来，认为与伦理学中那种永远将人置于痛苦的祭坛上不同，美学思想观照下的苦难之所以闪现美的光芒，是因为苦难会在苦难者的审美意识中回归为一种美，当苦难成为审美的内容时，其含义会发生改变，苦难的内容甚至被取代。具体而言，陀氏之所以将马卡尔·杰符什金(《穷人》中的男主人公)当成苦难的祭品，是因为作家还没有经历流放的辛酸，他对痛苦的理解尚停留在伦理层面，但当陀氏从流放地回到首都时，他对苦难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换言之，对杰符什金来说，苦难并未上升为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但对于拉斯柯尼科夫(《罪与罚》中的男主人公)而言，苦难是他理解人性和忏悔过去的一剂良药。③ 伊万的思想和创作成熟时期的陀氏很接近，因为伊万的话传达出的是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属于一个被生活和历史所拒绝的人，这个人认为仅有对痛苦者的同情是远远不够的，这个人同时也不想成为制造他人痛苦的材料。很明显，如果不将作家关于痛苦的答案理解为顺从、信仰上帝的同义语，那么由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提出的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将没有任何着落。陀氏的“无法说清楚”实际已经说清楚，即苦难留给人的启示永远大于或超越苦难本身，苦难使人(作品中的人)能够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揭开苦难深处的形而上意义的钥匙是在阿廖沙整理出的“已故司祭佐西马长老的生平”中找到的。在此，长老回忆了他在北方度过的童年。最能震颤长老心灵并影响到他对人生态度的是其哥哥马尔克尔在肉体承受极度苦难的情况下说出的他对天堂的理解。在一只脚已经迈进坟墓的哥哥心里，天堂并不遥远。他对母亲说：“妈妈，你不要哭，生活就是天堂，我们都活在天堂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知道这个，如果愿意知道，那么明天全世界就都会变成天堂了。”④意识到生活就是天堂的真理需要付出死亡的代价，这并不是人们常常所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简单。罗赞诺夫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苦难理解为“人的心灵极化的特征，这是神秘的和无法解释的特征”⑤。作家企图用孩童的痛苦来赎买成人世界的罪孽，因为“孩子们苦难的功课将伴随他们一生，如同落入地里的种子，在他们降临到的人生境遇中提示他们孩童的真诚和善良，使之成为救赎的希望”。⑥只是，任何人都有过纯真的孩童时代，所有人都具有孩童性，即便在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的身体里，也应该具有这种善的因子。但作家在费多尔·卡拉马佐夫的身上预设了无法更改的“恶”之基因，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给他人制造苦难，“恶”作为一种遗传特征很自然地表现在“偶合家庭”里出生的孩子身上，如柯里亚·克拉索特金的行为表现为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他的语言有一种和儿童不相称的阴谋腔调⑦。这种超乎寻常的成人化使另一个小男孩斯穆罗夫对其十分崇拜。另外一种儿童之“恶”是成人对儿童影响的产物。小小的伊留莎之所以能把口袋里最大的一块石头扔了过来，重重地打在阿廖沙的背上，是因为阿廖沙的哥哥曾经让伊留莎的父亲受到过屈辱，这屈辱以“恶”的形式发泄到阿廖沙身上。 约伯的痛苦在于他无法理解上帝依据什么对其进行如此狠毒的惩罚。约伯不知道，他实际上是撒旦和上帝打赌时上帝的赌注。因为这场豪赌，他无辜地失去了儿子，并忍受肉体上毒瘤带来的终极痛苦。表面上看，这其中隐藏的逻辑是，上帝只让那些最虔诚的信徒成为自己的祭品。痛苦使约伯对上帝惩罚的公平性提出质疑：“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阴谋。这事你以为美吗？”⑧尽管如此，最终信仰的份量还是大于对信仰的怀疑，这也是佐西马的哥哥马尔克尔领会上帝爱人必须通过折磨人的方式来体现，即“我爱你们，一面爱，一面折磨你们”⑨的方式。这就是说，与其让痛苦折磨人，人不如咀嚼痛苦，并从中得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就像《罪与罚》中的索尼亚，领取“黄色执照”不仅仅是生活所迫，同时也是因为她要以这种屈辱的活法为自己和那些同样罪孽深重的人来赎罪，此时，痛苦不再是折磨，它成了人进入上帝之国的天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