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3969/J.ISSN.1674-4187.2013.03.002 宋辽金元的美学景观，在地域、时间、样式、类型、风格上，都显得极为多样，但多样和不同中又有一致和共同的特点：“圆融气象”或“气象浑成”。所谓“圆融气象”是指一种容纳多元审美情趣风格的整合式结构系统样态或方式。圆，是在突出自己特点的同时，考虑对其他方的特点；融，是指在突出自己特点的同时，又把自己融入进一个包容其他的更高的共同体中。圆融气象，可以用来指整个宋元时期美学的总体特征。具体来说，包含对历史审美经验的传承与整合的历史性圆融，如审美风格的圆融(老熟风格)；审美精神的圆融(儒、佛、道、伊的圆融，尤其体现在“理学”方面)；审美形态的圆融(诗、书、画、金石汇通，朝廷美学、士人美学、民间美学、市民美学的圆融等)；审美范畴的圆融(韵、逸、远、平淡、玩味、悟等)；审美设计的圆融(变造用材等)；审美主体和审美心态的圆融(涵泳自得、林泉之心、以物观物等)，等等。 本文主要从宋元美学的重要思想层面展开论述。应该说，这一时期随着疆域的“大一统”的进展，各种学术思想也逐步走向“大一统”，这种“大一统”是一种“你我交融”的“圆融气象”。 一、理学思潮与美学 理学是传统儒释道的圆融，是宋元文化以及后世中国文化(包括美学)思想的主流。理学上承先秦诸子学数，中继汉唐思潮，融儒释道诸家为一体，开启儒学新境界，学者大家无数，流派纷呈，浩浩荡荡，绵延近千年，影响深远，堪称世界学术之奇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①，体现了站在天地人，过去现在未来的高度的圆融气象，朱熹的“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体现了对宇宙的主客体进行哲学高度的抽象的圆融气象。为此，朱子将此纳入一个焦点，成为了这一学术的代表，既往而开来。以朱子美学为核心的理学美学之时代精神就在于，如何使伦理走向审美，如何在本体建构(哲学化)的进程中获得其生活趣味(生活化)等问题。而且以人生为中心在诸多领域对美学问题进行的全方位的开拓。 第一、“生生之德”。人生问题是中国哲学、美学的核心。这一点在儒家哲学、美学中表现尤为突出。人生问题固然很复杂，但不外乎“天”与“人”两个基本方面的问题。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这样两种关系，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这种“天人关系”也就是“性与天道”之关系。“性与天道”是宋明理学的中心问题。在这些关系里，不在于说明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解释人在这一事实中的意义及其根据，即人生的价值问题。“生生”乃是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沟通“天”、“人”的基本动力和特性。那么“生生”为何如此被理学家普遍青睐呢？其原因就在于“生生”具有的内在意蕴。“生生”按照《辞海》的解释是“指变化和新事物的产生”。“生生”的思想起源于《周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这里的“生生”指宇宙万物是一种活泼泼的、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体。也就是说，宇宙的根本就是“生”。理学家对“生生”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拓展，并将宇宙自然中的这种“生生之德”用之于人类精神活动，就转化为“终日乾乾”的“仁”。这一转化恰好是宋明理学的贡献之一，也是其具有强大理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周易》哲学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强大的生命意识以及崇高的理性精神，备受宋代学者尤其是理学家关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非学术方面的，如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统治者对儒家学说的推崇；更有学术方面的，魏晋以来，儒家学说在与道家和佛家的交锋中屡屡受挫，其主要问题就在于儒家学说的理论性、体系化、思辨性等太薄弱。因此，为振兴儒学回应释、道，就必须加强儒学的理论性、思辨性等方面研究和突破。除了借鉴道家和佛家学说的有关思想外，理学家们首先发现了群经之首的《周易》，并大力从《周易》那里挖掘能够论证人道(道德性)具有的自然特性和宇宙意义之理论。从而着力弘扬道德主体性，将道德主体性扩张的同时也将道德主体性向自然性转化。转化中的“性与天道”走向统一、两不相外。宇宙万物的“生生”实际上就成了人类道德理性“生生”显现。“仁”就充分地体现了道德性向自然性的扩张与建构，在“天人合一”中的极度彰显着“人”的主导性作用。宋以来的理学家尤其在朱熹那里对“生”与“仁”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突出道德生命的过程中走向了超道德生命(审美)。 理学家面对万物万象，为天地立心，在万物差异中看到和谐，张载《正蒙·乾称篇》曰：“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道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异名尔。”(《张载集·正蒙·乾称》)在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里，又有最根本的东西，即一种圆融景象，用张载的话来说，就是“太和之谓道”(《张载集·正蒙·太和》)。在理学家看来，在太和的宇宙中万物都充满了生气。正如程颢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姻蕴，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②这“万物生意”正是一种理学家中具有美学理想的圆融境界。 第二、“天地气象”。在中国文化之中，气是宇宙的根本，气化流行，衍生万物，万物在时间中运动，就其静而言，称为“形”，就其动而言，曰“象”，因此“气”与“象”连用，是对物在天地之中的一种概括性表达。据考察，早在秦汉以前就已出现“气象”概念，如《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平人气象论》③，这里的“平人气象”是指健康人所具有的生命活力和状貌。魏晋时期，徐勉《答客喻》就有“仆闻古往今来，理运之常数；春荣秋落，气象之定期”之论。这里的“气象”是指自然景色、山川风貌等现象。朱熹也说：“荆襄山川平旷，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气象，为东南交会处，耆旧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变，则正是兵交之冲，又恐无噍类。”④“气象”也有时用于指某一特定时代和人物之整体风貌。如：“盛唐气象”“颜曾气象”等。但在审美活动中使用“气象”一词则始于唐代，如传为王维所撰《山水论》：“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韩愈在《荐士》诗中就有“逶迤晋宋间，气象日凋耗”，僧诗皎然在《诗式·诗有四深》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作为普遍使用的美学范畴则始于宋代。有学者认为“气象”的广泛使用，“与中唐以后的整个文学创作及审美风气的转移是相一致的。如果说，中唐以前创作多属喻象型的，它明确而具体；至此则多意象型的。它是一种隐喻性的，不是‘比体云构’，而是‘意伏象外，随所至而与具流，虽令守行墨者不测其绪’，显得深微而幽妙。”⑤“气象”依照冯友兰先生的理解，就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是别人所感觉的”那种“气氛”。⑥总而言之，“气象”是指审美对象(包括自然、人类、社会等)所呈现的生命活力和精神状貌。“气象”与“意境”相比，更倾向哲学性、形上性和人生本原性，更接近于或更趋向于“境界”范畴。“气象”理论是宋代美学对“意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⑦“气象”也是朱子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而“文道”只是朱子文艺美学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