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人物美学:类型及意蕴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修建,男,山东临沂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研究,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美学界对六朝人物的研究大多是综而言之,往往抹除了六朝人物的丰富性及差异性。六朝时期有三种典型的人物:第一种为玉人型,以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为主,西晋名士多有继之者,此类人物偏重于外在形象和高贵身份。第二种为任达型,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主,元康士人多属此列,此类人物偏重于身体行为和个性追求。第三种为自然型,以东晋名士为主,注重人物的人格之美和艺术精神。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2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3)05-0015-05

      对六朝人物美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宗白华所分析的“晋人的美”,冯友兰所探究的“魏晋风流”①,还是李泽厚所讨论的“魏晋风度”,皆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统而言之。如此,便泯除了六朝人物的丰富性及其差异性。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世说新语》等相关文本的细读,区分了六朝时期的三类典型人物,并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剖析其所具有的美学特征。

      一、玉人型

      六朝史上,正始时期(240-249)不过短短十年,却是一个重要节点。三国群雄逐鹿的“英雄时代”至此终结,出身世家大族的名士开始粉墨登场,成为六朝历史和文化舞台上的主人翁。以何晏、夏侯玄、王弼等人为代表的正始名士,高举玄学大旗,使学术思潮为之一变。不特此也,由于何晏诸人的社会影响所在,其言行举止备受瞩目,正始诸人的清谈,何晏的傅粉与服药,引得群起效仿,竟成风尚。汉末大兴的人物品藻,至此亦发生转向,由对人物政治才能的评价,转变为对人物审美形象的品鉴。

      何晏长于深宫,《三国志·魏书》《何晏传》注引《魏略》载其“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世说新语》《容止》篇称其“美姿仪,面至白”,称得上容貌美丽。何晏之形象,构成一种审美类型。根据《容止》篇的描述,正始名士夏侯玄、李丰可归入此类。夏侯玄被时人目为“朗朗如日月之入怀”,魏明帝之后弟毛曾与他并坐,时人评为“蒹葭倚玉树”;李丰则被评为“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西晋人物中,王衍、潘岳、卫玠、裴楷等人皆属此列。王衍容貌整丽,手白如玉;潘岳姿容甚美,与夏侯谌并称“连璧”;裴楷容仪俊发,时人称为“玉人”,见者叹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王济虽风姿俊爽,见到卫玠却不由感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东晋名士中,被赞为“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的杜,“濯濯如春月柳”的王恭,“轩轩若朝霞举”的司马昱,亦可归为此类。此类人物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就其社会身份而言,他们多为世族贵胄,并且自身居于高位。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夏侯玄官至征西将军,王衍高居太尉,裴楷仕至中书令,王恭官拜青兖二州刺史,司马昱曾为会稽王,后来更是登上帝位。潘岳虽然官位较底,却也汲汲于仕途。六朝最重门第,门第之高下则体现于家族成员人才之优劣,人才之表征,尤以清谈、文学、艺术等文化素养最受关注。刘邵在《人物志》中有“征神见貌”之说,即人的神情及素养体现于容貌之中。这种观念乃人物品藻的理论基础,当为时人共识。由此,人之形貌,从某种意义上成为门第与出身之外显。同时,汉末以来的人物品藻最重人物之风神,外在形象遂成为士人获得社会声誉的重要手段。因而,出身高门的士人重视对身体之修饰,便成为应有之义。

      二是就其学术思想而言,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士人虽为玄学领袖,却不似后世不问世事的玄学名流,而在政治上有所抱负。尽管史书对何晏多有诋毁,实际上其人亦有政治才能,《晋书》《傅咸传》载傅咸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选举,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何晏诸人精研《易》《老》,对《庄子》并不挂心,于儒家思想却多有研究。他们以道解儒,融合儒道,赋予魏晋学术以新的面目。何晏的《论语集解》至今仍为经典。钱穆先生甚至认为何晏和王弼都可以视为新儒学[1](P37)。思想上即是如此,立身行事方面便不能不受到儒家之影响,必然对儒家礼仪有所遵循,不能像后来的竹林名士一样放任不羁。

      三是从对此类人物的品评来看,大多没有详论其体貌特征,而是就其容貌加以精练性和譬喻性的品评。人物品藻中所使用的喻体甚多,或为自然景观:如断山、游云、朝霞;或为植物:如千丈松、春月柳;或为动物:如白鹤、惊龙。这些比拟,或言其形,或征其神,而更多是对于人物形神的综合性品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晋人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2](P212)所使用的意象之中,最可注意的,是玉或与玉相关的喻体。除了上引数则,再看下例:

      或问许子将,靖与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②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3](P374)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3](P378)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3](P403)

      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3](P531)

      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3](P531)

      无疑,“玉”“珠”“璧”,是出现最多的喻体。在《世说新语》一书中,用“玉”26次,除入人名3次(卫伯玉,庾玉台,庾赤玉),指实在器物4次(玉尺,玉柄麈尾,玉镜台,玉帖镫),其他如“玉山”3次,“玉树”3次,“珠玉”3次,丰年玉1次,玉人1次,灼然玉举1次,均为直接用玉或玉制器物来喻人。玉作为一种物态化审美客体,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审美属性而言,玉质地温润,光洁细腻,首先以此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并进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礼记》云:“君子比德如玉”,玉被赋予了“德”的象征意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此外,开采加工的不易又使其成为财富的象征,具有了高贵的意味。这里的比人以玉,首先是指人的外在形貌与玉有相似之处,其次是人的出身、德行、才情亦符合玉高贵的内在品格。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