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3105－0144－06 在中国从近代转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蔡元培是我国启蒙初起时代被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位启蒙思想家，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还是一位美学家，特别重视把美学与教育紧密结合，创建了自成特色的美育学说，把美育提升到人格教育、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地位。蔡元培倡导美育，没有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付诸社会实践，向学校或更广的社会领域推行。在蔡元培的心目中，美育是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途径。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国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在鲁迅的支持配合下，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整个教育方针之中。在中华文明史上，这是从未有过的伟大创举。蔡元培闪耀着启蒙思想光芒的美育精神，不仅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还影响了以后数代人，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向现代方向前进。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终于把美育列入全民教育方针之中，德、智、体、美四育并举，协调发展，成了我国教育的方向。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在更高层次上发扬蔡元培的美育精神，为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理想：按照美的规律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个性。 我生也晚，在20世纪30年代才来到这世上，进入北京大学则已是1952年。少年时期读了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门学问叫“美学”，心向往之。可是，等我进了北大，方知道北大已经没有了“美学”专门课，只有杨晦教的“文学概论”还和美学有些关系。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都在北大，但都不开课。我自己作了个安排，决心从1953年开始，自学中国现代美学。我先向杨晦请教，又在年初拜访了朱光潜，请教该从哪里入手。杨晦要我先读蔡元培，再读梁启超，后读蔡仪。杨晦是位“五四”老人，当年就和许德珩一起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后来，当过北大的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他正是在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考入了哲学门，聆听过蔡元培的教诲，听过他的美学演讲，对北大的美育耳濡目染，有亲身感受。他对蔡元培十分敬佩，所以要我钻研中国现代美学，就要从蔡元培入手。朱光潜则为我另辟蹊径，要我先读王国维，再读吕澂，后读宗白华。他说，他研究美学，受王国维的影响最早，印象深刻，要我不妨也从王国维着手。我自己作了选择：先读蔡元培，再读梁启超，然后读王国维。我安排两年时光，在听课之外，集中精力阅读“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美学著作。我是从阅读蔡元培而进入中国现代美学领域的，所以，对蔡元培的美学印象较深，特别是对他那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美育精神敬佩不已。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叶朗、江溶策划“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就首推《蔡元培美学文选》，优先出版此书。蔡元培并非一开始就关注教育，更不要说重视美育了。1868年出生在绍兴的他，开始走的是封建文人的老路。那时，科举制度还未废除，蔡元培和梁启超同在1889年中了举人，但梁启超1890年参加全国会试落榜，从此放弃了应试做官的道路。蔡元培却一帆风顺，青云直上，24岁时就赴京会试得中，1892年殿试通过，成了二甲进士，不久，就被任命为皇家的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政变，蔡元培虽未参加，但亲眼目睹了百日维新的始末，极为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不幸遭遇，深感清王朝无药可救。蔡元培对康、梁维新的失败进行了反思：“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代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①。 戊戌政变之后，康、梁流亡日本。蔡元培愤而弃官。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这位封建末世的传统文人，终于走出皇家翰林院，走向一条新的道路，回家乡绍兴从事教育事业。这是蔡元培人生道路的一次大转折。此时正好是他30岁。蔡元培在故乡生活了八年，全力投入教育事业，积极参与绍兴的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学、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等的建设，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社会组织，竭力推动教育事业向全社会发展。“教育救国”开始渐成蔡元培的伟大志向。但在此时，他还没对美育有所重视。上海爱国女学成立之初，蔡元培就倡导，教育就是要造就人的“完全人格”。但“完全人格”何在？当时他还只是提及德育、智育、体育这三育，在他此时的心目中，还尚无美育的地位。 蔡元培后来极为看重美育，那是在他人生有了另一次大转折，学得了美学之后自然而然发生的。 1907年，蔡元培将届不惑之年，他毅然选择了去德国留学。蔡元培一去就是五年多，遍访德国、瑞士，考察教育、文化。他在莱比锡大学听了三年课。这所歌德曾经就读的古老大学，以教育学、艺术学、美学而著称。蔡元培在后来所写的《自写年谱》中说：“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艺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②他在德国，不仅听美学课，而且知行并重，自己还学起弹钢琴、拉小提琴来，把学得的美学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自此，蔡元培对美学和美术(广义的美术，即文学艺术)发生了浓烈的兴趣，后半生都乐此不疲。他不止一次地向别人说到，自己“到四十多岁，专治美学”。后来他又数次出国考察，遍历英、法、美、俄等国，对美学、美育尤为关注。即将步入70岁的蔡元培，曾经发表了满怀深情的谈话《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谈话中说，若容许他能在年轻时就做出自由选择，他会“专治我所以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③。正是在学得了美学之后，蔡元培结合实地考察，日渐懂得了美育的重要。欧美诸国重视人的完全人格的培育，美育必不可少。德国、法国尤为看重美育，只是法国人更喜爱优美，而德国人更看重崇高。这给蔡元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蔡元培的人生又一次发生大转折时，历史给了他一次机遇，竟能把美育引入国家的教育方针之内。这在中国实乃破天荒的奇迹。辛亥革命初定，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立即急电蔡元培从德国回南京，受命担任临时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调绍兴同乡许寿裳到教育部，许寿裳又推荐了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周树人(鲁迅)协助蔡元培在教育部推行美育。1912年，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旗帜鲜明地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