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4－0082－06 中国社会从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确立了农业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中经距今4000年的龙山文化，到距今3000年的夏朝，正式进入王朝政治时代，这一过程与史前文明漫长的历史相比，不算太长，但对后世中国美学的发展却是奠基性的。这中间，农耕生产方式对土地的固着，使人对外部世界的空间经验变得相对固定。由于这种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出了最成熟的形态，这里逐渐成为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谓的空间经验也因此成为从中原出发的经验。同时，黄河中下游属于暖温带气候，四季分明。自然界的草木枯荣、花开花落，使与自然打交道的农业民族渐渐从四季的流转中发现了时间。这种时空的交错给中原民族提供了稳定的世界观，也决定着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审美经验及对人自身的审美发现。因此，人、时间、空间，自那一时期始，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早期审美生活的核心要素，并在随后的夏商周时代为中国美学奠定了基本格局。 一、审美空间：经验与想象 农耕文明是深植于泥土的文明。土地不仅决定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和艺术的属性。就黄河中下游地区来讲，由黄土构成的土壤，结构细小均匀，松散易碎，适于用最简单的农具(如耒耜)耕作，也利于草本植物的生长。关于这一区域中国早期农业的发展，何炳棣曾讲：“自从1949年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农业和动物驯化是与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新石器文化同时出现的，这个文化以河南西部的仰韶村命名。”[1]自此以后，中国人建立了非凡而持久的农业制度。 与采集、渔猎相比，农耕生产代表着更先进的文明。农业，就其本性而言，是通过种植将自然生产提升为人工生产，它既依托于自然，又通过人力实现对自然的重造和改变。这种方式需要人更深入地参与到土地中，通过认识土地、改变地表的植被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农业劳动中体力和智力投入，使农耕民族往往比狩猎和游牧民族具有更强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同时，辛苦的劳作也往往有丰厚的报偿，使其比其他民族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自信。我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正在于这诸种文明要素围绕着农耕形成了能量的聚集。另外，就人地关系而论，农耕民族将土地视为最重要的财富，这种财富观强化着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固着，并进而形成安土重迁的观念。相反，游牧和渔猎民族则大多将浮于地表的资源直接作为财富。它要么是便携的，要么是可移动的，这决定了游牧民族多迁徙、常移动的特点。正如西汉晁错所讲：“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汉书·晁错传》)据此可以认为，在中国社会早期，以黄河中游(河洛)为中心的天下观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首先，农耕生产方式强大的创富能力，使其比周边文明更发达；其次，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劳作锻造了人的智力和思想力，使其具有更先进的文化；再次，财富的不可移动及由此形成的安土重迁观念，使这一民族以自我为中心设计其天下观，并以自身为尺度对周边文明进行价值评判。司马迁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史记·封禅书》)正是对这种建基于农耕文明、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空间地理观念的绝佳阐明。 自仰韶时期至夏商周，虽然中国历史有传说与正史、原始部落与王朝政治之别，但由于农耕生产方式是一以贯之的，所以这一过程具有内在的连续性。所谓的以中原为中心的空间地理观念，也可视为一个不断形成并最终确立的过程。从文献看，早期中原民族的这种空间观念主要是以“四方”标示的。如甲骨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2](P368)这里的西、东、北、南，明显预设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视点，即它是以占卜者为中心形成的空间框架。在《尚书》中，这种空间观表现出更强的秩序性，如《尚书·尧典》：“(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另如《尚书·舜典》：“岁二月，(舜)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引文的第一段，以天文为背景，划定中原民族存在的空间格局。其中，羲和作为天顶的游历者，形成了对大地的整体笼罩。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位天官，分居于东、南、西、北，中心地带则必然是被这些天神、天官守护的人间圣王及其子民。引文的第二段，则记述了居于天下之中的圣王(舜)在四境游历的过程。他按照东、南、西、北的圆周形顺序，巡狩以四岳为标志的国家疆域。同时，四岳因其高耸而近神灵，对山岳的祭祀则是试图与居于四方的天官实现天人交感，神人相通。根据这种关于天空的空间想象和大地的地理经验，一个完美的世界也就在天覆地载中形成了：居于天下之中的圣王及其子民，像裹于蛋壳里的鸡雏一样，在天地的立体包围中得到特别的护佑和垂爱，并从这一具有无限优越感的中心地带出发，对周边世界做出种种既客观又主观、既充满偏见又富有想象的价值判断。 就纯粹的空间而论，天下本无中心，如《庄子》讲：“我知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庄子·天下》)但是，中国社会早期空间经验的非客观性，却正好铸就了它的诗性或审美特性，所谓的地理空间也因此成为诗性或审美空间。这中间，由于周边世界是无限延展的，并最终会跨越人经验的边界，所以人既可以根据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感，将周边地区视为荒蛮，也可以按照想象的逻辑，将周边世界视为神的居地，并且愈趋遥远愈充满超现实的浪漫和神奇。其中，像《尚书·禹贡》中确立的贡服体系，天下以五百里为单位，被划分成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圈层，最后直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按照这一国家地理版图，作为帝国中心的王畿之地是文明的中心，也是美的中心。其疆域向外放大的过程，也是文明水准和美的含量不断递减或被稀释的过程。与这种建立在文明中心论基础上的审美地理观不同，上古时期记载周穆王远行探险的《穆天子传》，却提供了一幅截然相反的图景：他四面征伐“亿有九万里”(《竹书纪年》)，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色，得到的是白鹿玄貉等祥兽，驾乘的是四方进献的赤骥盗骊等八骏，交往的是西王母等列仙人物。根据这种开放式的空间观念，远方不但不是荒蛮的，反而因超出日常经验范围而神奇。在这一过程中，美不是随着空间距离的放大而逐渐稀释，而是按照愈远愈美的想象逻辑不断递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