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之后，随着文学自主意识的觉醒，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走出自我封闭的话语系统，与西方文学进行对话，在碰撞中激发创新活力，这种开放性观念逐渐成为文坛的共识。以刘索拉、徐星的“伪现代派”写作为先导，以马原、洪峰、残雪、孙甘露、莫言、苏童、余华、格非、北村、吕新等为主将的先锋写作风起云涌，其反叛的美学姿态和陌生化的写作策略给文坛带来了一种近似于“震惊”的审美效应。先锋写作顺势而为，逐渐从边缘成为主流。程光炜认为：“‘今天’的当代文学史，事实上被塑造成了一部以‘先锋趣味’、‘先锋标准’为中心而在许多研究者那里不容置疑的文学史。它已经相当深入地渗透到目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念之中，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支配着今天与明天的文学。”①有趣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美学逐渐被一种暧昧的、油滑的、犹豫的含混美学所取代，并且发展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学时尚。 一、先锋美学的挑战 先锋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富于戏剧性的过程。先锋文学在1985年之后获得的反叛的自由与表达空间，不能忽略前行者披荆斩棘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1980年至1983年的“现代派论争”为先锋文学的孕育提供了理论的准备和历史的铺垫。1983年年底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现代派话题转入沉寂。在“寻根”热潮涌现之后，随着文化环境的不断改善，作家的审美自觉激发了艺术实验的激情，先锋文学异军突起，蔚为大观，推动着文学回归自身，力图摆脱文学的依附性、工具性的命运，打破一体化的文学格局。我认为，先锋文学推崇的是一种极致美学，在形式探索方面刻意追求叙事的难度与语言的新奇，热衷于在极端情境中展示生存的困境和人性的内在冲突，以近乎疯狂的想象摆脱日常经验的掌控，进入一种超验的临界状态。在文本的结构和叙事的线索方面，残雪、余华、马原等人的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凌乱无序、自由散漫的状态，却又试图在这种不确定的文本布局中寄托一种深意。按照余华的说法，这种在孤峭奇崛中独树一帜的文学实验，是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的接近了真实。”②马原的“叙事圈套”将叙事的因果链条和时空关系拆解得支离破碎，通过元叙事手法对叙事元素进行重新组装，其审美效果类似于顽童的积木游戏，通过打破规则来寻求新的可能性。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作品，通过冥想来重新组合语言世界，在打破词语与现实的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以梦呓式叙述挑战生活的常规秩序和人们的阅读经验，作品中躲躲藏藏的叙事线索如同在梦里的弧光中行走的影子一样。莫言的《红高粱》是在对其《春夜雨霏霏》、《白鸥前导在春船》、《雨中的河》、《流水》等作品进行清醒反思后的自我超越，他充满自豪地说：“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③莫言以冲破牢笼的激情打碎束缚自我的写作惯性，像一头突破栅栏的公牛一样横冲直撞。在语言风格上，也以一种无畏的野性挑战温柔敦厚的语言习惯，放肆地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 先锋文学对文学传统的挑战造就了先锋美学的独特品格，即突出美学层面上的反叛性，片面放大形式在写作中的功能、意义，执著追求创作的自由空间。“前卫”、“实验”和“探索”是先锋美学的核心品质，反叛传统并超越所处时代的流行趣味是先锋美学的精髓，永不停留的探索是先锋美学的灵魂所在。先锋写作一旦形成一种固定的范式，陷入一种惯性写作的套路，就意味着失去了超越自我的锐气和胆识。卡林内斯库认为在词源学上具有军事内涵的“先锋派”表现出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以不遵从的姿态试图突破世俗的包围圈，以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决绝姿态拥抱未来价值。“对过去的拒斥和对新事物的崇拜决定了这些新流派的美学纲领。但我们不应忽视一个事实，亦即，新颖性往往是在彻底破坏传统的过程中获得的：‘破坏即创造’，这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名言的确适用于二十世纪先锋派的大多数活动。”④先锋派的冒犯在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迅速走向失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新词异句，转眼间成为陈词滥调。这种内在的矛盾性使得先锋派对现代主义既依赖又排斥，陷入一种“现代性的戏拟”的状态，在戏拟的写作中对现代主义的原作抱持含糊的态度，表面上嘲弄它，但私底下却又暗暗推崇它。也就是说，先锋派在破坏方面很彻底，但在美学重建方面却缺乏创意。 在文学史层面上，先锋文学的实践以其挑战传统的阅读视野、思维方式的激情，以其不满现状并超越同时期文学趣味的反叛，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抗拒停留的活力。另一方面，先锋文学的局限性也驱使当代作家努力摆脱亦步亦趋的模仿，追求形式的内在化和内容的艺术化，自觉摸索自主创新的可能性。但是，只要先锋文学没有冲破作为其模仿对象的西方文学的精神笼罩，其原创性就难以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无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将外来因素融入自身的传统。苏童对此有清醒认识：“中国当代的先锋只是相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他们的作品形似外国作家作品，实际上是在另外的轨道上缓缓运行。也许注定是无法超越世界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悲壮而英勇，带有神圣的殉道色彩。”⑤ 二、先锋作家的转向 关于先锋文学衰退的时间节点，可谓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1988年、1989年或90年代初作为分水岭。孙甘露认为：“1988年以后，先锋文学由盛到衰是比较统一的看法，其原因很复杂。我认为中国作家，包括先锋文学写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是在回避严峻的现实，许多作家写历史写现实生活都非常琐碎，这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尺度和自觉有关。”⑥陈晓明认为：“先锋派在1989年以后向‘历史’领域撤退，并非仅仅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变故，形式主义实验在短短二年里就走完了现代小说的革命道路，并且耗尽了想象力。”⑦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有这样的表述：“等到90年代初，当初被人们看作是先锋的作家们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而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叙述风格，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这标志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先锋文学思潮的终结。”⑧这些论述从社会文化变迁、文学风尚、主体选择等方面，以内外结合的视角挖掘先锋文学思潮走向衰变的文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