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4－0027－06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产生伟大艺术的时代，是艺术世俗化的时代，是艺术走向自律的时代，是近代美感产生的时代，是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艺术观诞生的时代，是艺术美产生的时代，是产生自然美的时代，是艺术呈现心灵的时代，是古典主义美学诞生的时代，是天才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这些词汇聚集在一起，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新的美学时代的到来。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个美学时代之中，虽然已近晚期。所有这些特性都被涵盖在“文艺复兴”这一概念之下，当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实际上已包含着对上述特性的一种间接的认同。而问题在于，这个词是如何承担起这些内涵的，为什么用了这个词？谁，出于什么目的，让它背负这样的重负？ 一、“文艺复兴”一词的谱系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源自基督教，《圣经·约翰福音》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西文中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借用了这里的“重生”(renasci)。这个词一般来说是指紧随中世纪之后的一个欧洲文明的新时期，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分期，它的起点很模糊，且没有一个明晰的终点，而且在不同的国家起始点都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个词并非一般的以公历为基础的历史纪年或断代，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Renaissance一词源自法文，是从意大利文Rinascita转译而来的，两词的直接意义都是“再生”(Re，Ri为“再”，nais，nas为“生”)。说“再生”，就像说“复活”一样，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用语中都有极为隆重的新旧交替、否极泰来的神圣意义(如耶稣基督死后的复活)。文艺复兴初期的人开始用“再生”来形容自己的新文化和新时代：最初是彼得拉克，稍晚薄伽丘在《但丁传》中指出，但丁作为佛罗伦萨大诗人，是首位为久已不见于意大利的文艺女神开辟道路的先锋，使死去的诗学“重获生机”。《十日谈》说，乔托艺术成就的实质就是“使几百年湮没于幽暗之中的艺术重又发扬光大起来”[1](P421)。这一看法大概是那个时代的共识，“重获生机”和“重又发扬光大”这些词在那个时代的文化领域中变成了常用词，其中都包含着“再生”这样一层意思。这显然是在强调自己所属时代的重要性与根本特征。 对文化的普遍“复兴”的这种确认是文艺复兴时代所特有的，实际上，从14世纪到16世纪末期，整个欧洲的文化活动家们都确信他们正经历着“新世纪”，正在实现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体现在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在价值信念和审美精神上发生了质变。但当时人们还不能从理论上抽象出并描述这一质变，而是用了一些本来应被扬弃的宗教术语，如“黑暗”和“光明”，“梦”和“醒”，“盲”和“视”，“再生”等，借用《圣经》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感觉”。而他们所能明确说出的缘由，就是古典文化时代的各种文化复活了。 理性对明晰性的要求当然不会停留在朦胧的感觉上。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人开始对这种感觉进行理论反思与分析。 18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用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来分析各民族的共同性，并把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而人的时代的特征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它是有理智的，因而是谦恭的，和善的，讲理的，把良心、理性和责任感看成法律。”[2](P462)这种人的自然本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理智性的平等”，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这种平等的原因在于：“人人在他们的城市里都生来是自由的，这就是一些自由民主城市的情况，其中全体或大多数人组成的城市的公正的武装力量，因此，他们就是民众自由体制的主宰。”[2](P466)尽管维柯并未作明确的历史分期，但“民族”、“理性”特别是“平等”这些17—18世纪的精神主旨正在成为尺度。更为关键的是，他把这个尺度用在了14—15世纪。 比维柯稍晚，伏尔泰在历史著作《风俗论》中尚未明确使用“文艺复兴”这个历史分期，而是着意描述了诸种文艺在意大利的复兴。除了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外，他还提到了其他扬名后世的诗人，并指出：“各种艺术仿佛彼此携手并行，通常总是同时衰亡，同时复兴。它们在意大利，从野蛮的废墟之中破土而出。”而“所有这些美好的新鲜事物均应归功于托斯卡纳人”[2](P215、216)。他特别赞颂了美第奇家族，但未把该家族所赞颂的文化繁荣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期。伏尔泰则似乎朦胧地把“自由”作为这种文化繁荣的原因。 维柯和伏尔泰的朦胧意识终于在黑格尔那里成为明晰的精神内涵。在1822年出版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已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中古时代的晚期，并看到了当时由于从城市中生长起来的“自由意识”，特别是由于这种自由意识在艺术中成长为独立的“自由精神”之后，这一时期就成为人类自由精神的一个萌芽期。他描述道：“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群岛海路的发现，这三件事可以比作黎明曙光，这曙光第一次在长时间的风暴之后预告了晴朗的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是常人的一天，它在中世纪的可怕长夜之后终于到来，这一天的标志是科学、艺术和发现，换言之，是人类精神的最崇高的表现，这种精神已因基督教徒和基督教会而获自由和解放。”[3](P423—424)而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则把这一时期的哲学称为“自由的哲学的真正再生的前奏”。在其论述中，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在哲学层面可概括为“自由精神”的觉醒，在文化上可概括为科学、艺术的复苏与新大陆的发现，这是一种新旧时代的过渡状态。他是出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延续性而将其划为“中世纪晚期”，并为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分期奠定了思想史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