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3)08－0044－04 吕澂先生大概是通过佛教哲学继承了“五四”精神：“精通西方现代佛学方法，于原典研究、古本辨伪、因明、戒律、藏传佛教、印度佛教等诸多领域，融浃远寄，孤明先发……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模糊影响之弊的理性批评，实为‘五四’精神的精华所在。”[1]如果澄清了吕澂的美学或艺术哲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关联，就能够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佛教哲学与“五四”启蒙精神的真实联系。 1959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副主编的吕澂先生回忆早年研究文艺哲学(“美学”)的经历说：1920年，“上海美术学校校长刘海粟因见到我于徐州教书时写给《新青年》杂志的一封谈文艺革命的信，内中批评上海美术界的腐败，他很有同感，通过我的同乡程虚白(当时在美校任师范科主任)，一定要约我去美校共谋改革。我乃于其年九月担任了美校的教务长，创了专校的规模，并开讲《美学概论》和《西洋美术史》两课(讲稿均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主编《美术》杂志，同时兼任上海美术专科师范美术史讲师。1921年8月，内学院筹备渐有头绪，欧阳先生又约我回宁。次年7月，内学院得梁启超、熊希龄、叶恭绰之助，筹到经费，正式开办，我担任了学务处主任。”此后“又兼任了南京美专的美术理论讲师一年(讲稿“色彩学概论”后在商务印行)。”“又应李石岑(在沪时相识)之约撰写了《近代美学说和美的原理》、《美学浅说》两稿，由商务印行。自后我乃放弃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再写作。”[2]从1919到1923年，短短四年，正是我国现代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凯歌行进的四年，吕澂先生的美学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的美学专著恰好完成于这一时期。 吕澂的《美术革命》写作于1918年底，发表于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3]这是吕澂美学思想的开端。此后吕澂先生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美学论著：(1)《西洋美术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9月初版，(2)《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7月初版。以上二书都成于1921年8月以前。[4](3)《论美育》，书信，刊于1925年教育杂志社编辑出版的《美育之原理》，据吕澂落款“十一月二十日”及李石岑复信落款“十、十二、二二”推断该信应写于民国十年即1921年11月20日。[5](4)《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教育杂志》第14卷第2－3期(1922年2－3月)，1925年7月教育杂志社单行本。据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载，自1920年至1922年7月，吕澂曾多次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演讲，因此，尽管不能断定这篇演讲具体讲于某时，据文内“本篇系一个月前在上海美专演讲的稿子改成”云云亦推知大约作于1922年初。[6](5)《美学浅说》，由商务印书馆1923年1月初版，书名英文译作“Elements of Esthetics”，故亦可称“美学原理”，书后附录最近参考文献列至1921年。[7](6)1924年7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吕澂的《晚近美学思潮》(1931年4月再版时改称《现代美学思潮》)，该书附录文献以《美学浅说》结尾，这从侧面证明《现代美学思潮》晚于《美学浅说》定稿，“述者附识”称“述者近在江苏省立第一中学高三级讲授美学，就以此编为讲义”，落款时间为“民国十二年七月”。[8]吕澂论文艺和美学的著作基本完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那么吕澂的美学写作至少是与这场启蒙运动共时性的事件。[9]聂振斌先生曾指出：吕澂还是“二十年代积极传播美学思想，是王国维、蔡元培之后较早从事美学研究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学者”。[10] 从《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发端，吕澂的美学著作似乎就不是纯粹的介绍。但这不是说不再介绍。《晚近美学说和美的原理》之后，吕澂曾翻译过一部《晚近美学思潮》(后改称《现代美学思潮》)，此书名为“思潮”，实亦“美学概论”，吕澂曾指出：“美学的研究到晚近愈见纷杂。要做部简明的概论竟是件很难的事。早年德国学者摩伊曼(Ernst Meumann,1915)为发表自己的心理学的美学说起见，曾著了一种预备的书，叫做《现代的美学》(Aesthetik der Gegenwart)，在很短的篇幅里整然有序地将各家新说简明叙述出来，并还各与以公平的批判，使读者于晚近美学的全体一览了然，这可算成功的美学概论而且最宜于初学的书。”[11]此书吕澂译本的附录曾把吕澂的《美学浅说》作为参考书推荐给读者，而《美学浅说》正是用《晚近美学思潮》的“审美态度说”为根本原理贯穿“美的鉴别、鉴赏”、“艺术品的创作”、“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艺术自身的发展”等问题的著作。[12]吕澂说：“本篇各章但将‘现代美学是一种怎样的学’和‘现代美学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解答’约略说了一些，不免是粗而又粗的轮廓。”[13]虽然如此，《美学浅说》在思想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超过了《美学概论》，实为吕澂早年短暂美学生涯的总结之作。 总之，吕澂先生是我国近代系统介绍西方美学的第一位重要人物，他钟情于心理美学。和后来的朱光潜先生可谓同道。[14]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先生以心理学美学为中心建构了一套理论体系，晚年所著《西方美学史》对近代心理学美学的介绍甚至被认为“最有特色”的一章。[15]或许可以说，从吕澂到朱光潜，体现着“五四”启蒙精神在美学或艺术哲学中的某种实现方式。 吕澂先生的美学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题具有内在一致性，其“美术革命”的表述就是对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主题的延伸，因此，得到了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的赏识和呼应。初期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提倡“科学”与“人权”(后改称“民主”)的“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内容是倡导“文学革命”以服务于所谓“思想革命”，《新青年》从1917年起打出“文学革命”的大旗。 吕澂对《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论”颇具理解之同情。他在给《新青年》的信中写道：“贵杂志素以改革文学为宗，时及诗歌戏曲，青年读者，感受极深。”并进一步提出：“窃谓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 Art］，此通行之区别也。我国人多昧于此，尝以一切工巧为艺术，而混称空间时间艺术为美术，此犹可说；至有连图画美术为言者，则真不知所云矣。)尤亟宜革命，且其事亦贵杂志所当提倡者也。”文学和美术同属艺术，因此，“美术革命”是“文学革命”的进一步开展。吕澂认为：“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荣枯也……而美术之衰弊，则更有甚焉者。姑就绘画一端言之：自昔习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习，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鹜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日，言绘画者莫不推商家用为号召之仕女画为上。其自居为画家者，亦几无不以作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为能(海上画工，惟此类画间能成巧；然其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称全体，则比比是。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设想，尤堪叹息。)充其极，必使恒人之美情，悉失其正养，而变思想为卑鄙龌龊而后已。乃今之社会竟无人洞见其非，凡荣其立学校、刊杂志，以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贻害青年。(此等画工本不知美术为何物。其于美术教育之说更无论矣。期刊行之杂志，学艺栏所载，皆拉杂肤廓之谈；且竟有直行抄袭以成者；又杂俎载畲问，竟谓西洋画无派别可言；浅学武断，危害何限。)一若美育之事若在斯焉。呜呼！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16]中国近代美术的衰弊是吕澂提倡“美术革命”的现实依据，这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的批评处于同一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吕澂还注意到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美术过程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其“美术革命”并非像陈独秀后来所理解的只是指向中国固有的美术传统，[17]而是指向美术本身。与陈独秀强调引进西学以破坏中国的传统不同，[18]吕澂关注的是引进西方美术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他也不像陈独秀那样仅将“美术革命”理解为“反对旧艺术”。此外，吕澂也不赞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说。[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