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23－07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德国著名批评家、文化社会学家和电影理论家，目前国内外对于克拉考尔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总体上处于缺失状态，极少数提及克拉考尔现代性思想的著作或论文也只是蜻蜓点水、语焉不详。克拉考尔在流行文学、音乐、都市生活等方面所表达的现代性审美观念，具有现实穿透力，尤其是他对都市“现代人”的精神状态、生存空间和审美救赎展开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他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深忧虑以及对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所做出的思考，对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存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一、流动的现代性：“现代人”的生存之隅 克拉考尔对“现代人”形象的分析是在文化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克拉考尔对审美现代性的观察都是围绕着高雅文化的边缘区域，并且最终落脚在那些通俗文化媒介上：电影院、街道、体育、轻歌剧、时事讽刺剧、广告、马戏表演等等。克拉考尔文本的鲜明特色，就在于他试图从纷杂的文化碎片中解析出社会的流动现代性特征。 克拉考尔将“现代人”的文化悲剧归结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认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导致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悲剧性分离，现代文明正日趋物化，正如布朗所言：“克拉考尔指出了西方精神文明的退化和衰败……主要原因是科学发展的结果。”[1](P64)对克拉考尔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直接促成了大机器的引进。机器作业在实现大批量生产的同时，也抑制了劳动个体创造力和自主性的实现。“每个人在传送带前各司其职。他们履行着部分职能，却无从掌握生产过程的全貌。”[2](P78) 如果说文化悲剧是克拉考尔对于“现代人”生存语境宏观层面的思考，那么现代性都市空间则是“现代人”生存语境微观层面的思考。克拉考尔曾言：“空间意象是社会的梦。无论哪里，只要一切空间意象的象形文字得到破解，那里社会现实的基础就会呈现出来。”[3](P142)他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分析空间意象，来揭示“现代人”身处其间却不自知的现实。对克拉考尔来说，空间意象的范本就是现代都市。现代都市是一座有着无穷奥秘的迷宫，在那里有被遗忘、被掩盖的现代性痕迹，这些痕迹以碎片的形式存在着，只有通过搜寻与整合，才能重现原貌。因此，他孜孜不倦地搜寻着城市生活中偶然生成的都市碎片，以期揭示出它们隐藏的意义。克拉考尔并不想描述社会梦境的表层现象，而是想揭示梦境背后的现实：一个被整个社会所掩盖，也被建构了社会空间的主体所掩盖的现实。为了揭示这种现实，克拉考尔以巴黎和柏林这两座都市迷宫为例展开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巴黎是有着历史感的城市，它“额头铭刻着岁月的痕迹。记忆从它房屋的气孔里面疯长出来，雨水常年洗刷着玛德莱娜纪念碑，使它洁白如雪。岁月的苍白是这所城市的主色调。然而，在白色面纱之下，一切受到人们的呵护，并且像第一天那样清新”[3](P183)。与之相比，柏林的街道是非历史的时间错置，弥漫着无以言状的不安，它的街道的时间是一种空洞的、没有历史性的时间，它的走马灯似的店铺及其他企业的无根状态，磨灭着人们对它们的记忆。在克拉考尔眼里，柏林是一座将现代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的都市迷宫：它的转瞬即逝性令人应接不暇，带给人狂热兴奋的同时也抽离了历史与记忆；它的即兴创作式的印象掩盖了稳固持久的感觉，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长久存留；它的变动性使街边建筑处于一种无根状态。也就是说，一股求新求异的狂潮席卷柏林的街头，很少有其他城市像柏林那样迅速地摆脱刚刚发生的事物，在迅猛的变迁中冲刷着历史的记忆。柏林的都市生活给人们带来一种即时变迁的兴奋感，似乎当下永远处于消逝的一个点上，片刻也不停留。 都市生存的意义也曾是齐美尔和本雅明所关注的问题。齐美尔认为都市体验的心理基础是强烈的紧张感，而货币则是导致这种紧张生活的罪魁祸首。本雅明则对都市生活中弥漫的恐惧展开批判性的反思，“害怕、厌恶和恐惧是大城市的大众在那些最早观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觉……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入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4](P232)。本雅明认为，现代生活就像一场击剑比赛，人们永远处于出击与防范的紧张之中。与他们相类似，克拉考尔在柏林的街头意象中感受到弥漫其间的恐惧感。“封闭的建筑空间和不断流逝的混乱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唤起一种莫名的恐惧……四面袭来的无名力量将行人推入其间，使人们深陷于赤裸裸的恐惧。”[2](39)可见现代都市在克拉考尔眼中就像一座迷宫，在飞速转换中掀起眩晕和骚动，如柏林的街道就弥漫着一种无可名状的不安情绪，给人留下“恐怖惊慌”的印象：汽车飞速驶过，乘客冷漠地向车外张望，面无表情地看着一闪而过的人行道、商店和涌动的人群，等等。眼前永远是陌生的面孔，每个人都不知去向何方。柏林的存在不像一条直线，而是一系列的点；它每天都是新的，就像是报纸，一旦过期了，就被丢在一边。“现代人”正是在这种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转变的生存中体验着兴奋和恐慌，也由此导致了现代人生存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除了在公共生活的都市街道，克拉考尔还在公共生活的内室发掘出了现代性的痕迹，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些现代性痕迹被虚假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往往浑然不觉，甚至还沉浸于统治阶级精心编制的幻影之中。比如职业介绍所，它既包含了克拉考尔的空间社会学成分，也融入了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同时还是一条本雅明意义上的“拱廊街”。空间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每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与之相联系的空间。空荡荡的职业介绍所内摆着少得可怜的家具，墙上却贴着“失业者！爱惜和维护公共财物”之类的警示语。克拉考尔对此别有深意地问道：“总共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值得动用如此夸张的辞藻呢？几张破旧不堪的桌椅板凳，既无须假借公共财产的名义，也没必要维护，甚至用不着特别的爱惜。社会由此保存和维护了财产；它甚至在完全没必要加以防护的地方，都设置了语言的战壕和壁垒。它可能是无意中这样做的，大概一些受其约制的人也几乎没有留意这一举动。但那恰好是语言的妙处；它下达不是指令的指令，而且把壁垒构筑到了无意识当中。”[3](P195－196)无论是对失业统计的各种评价，还是相关的议会辩论，都没有提供任何有真正意义的信息，它们都被意识形态所渗透，并在一种或另一种意义上，是被扭曲了的实在。与职业介绍所相类似，在大型百货商店，克拉考尔也意识到意识形态在空间意象中的遮蔽作用。表面看来，商店职员和顾客共享着美妙的购物环境：徜徉在宽敞明亮的商场里，似乎人人都是“上层人士”。实际上，灯火通明的环境不仅激发着顾客的购物欲望，同时也起着一种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的作用：职员们在这里工作，往往会忘掉生活在阴暗狭小的公寓内的苦闷，陷入一种梦幻的陶醉之中。对此，克拉考尔辛辣地指出：“灯光所遮蔽的要远远多于它所照亮的。甚至可以说，如今照遍城市大街小巷的灯光，甚至还起着增加黑暗的作用。”[5](P90)大型百货商店所提供的奢华环境，使工薪大众感觉自己融入了上流社会，事实上这种幻影只不过让他们安心地停留于既定位置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