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下循惯例简称为“两论”)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篇哲学著作。毛泽东在“两论”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挫折和经验教训，用生动的语言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的教育，及时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前期的历史经验并满足党内路线斗争对理论的要求，纠正了党内当时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起到了凝聚全党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所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①由于表现出中国具体革命实践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独特的创造性，“两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而且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发展的话语权进程，对我们今天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实践论》是有关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统一关系问题的著作，它是毛泽东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著作之一，不仅因为他在其中比较全面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重新阐述了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知行关系”，而且，更因为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误导需要澄清，从而得到思想和组织上的解决。毛泽东在军事上成功的革命经验表明，他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策略是最符合当时党的生存需要的；在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需要明确的理论来统一全党，形成集体意识，清除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教条主义观念，即认为“圣经上记载了的才是对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观念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认识论根源。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其思想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和理论出发的“本本主义”；从想象中的胜利出发，而不是从当时党在军事上相对弱势的现实状况出发。这种只问理论不管实际的教条主义显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客观事物决定思想意识的原理，它在行动上表现出“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我党早期异常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总之，“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②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辩证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认识论中的“两次飞跃”等著名论断，“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③毛泽东还将这个认识与行动的交互关系放置在一个无限发展的时间过程之中，并用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话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矛盾论》是毛泽东在面对中国革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下，结合自身的亲身体验，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运动变化的基本思想结合起来的一次成功创造。其中，毛泽东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各层次、各方面的辩证关系，区分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矛盾斗争形式，用现代话语阐述了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易经和道家思想，亦即矛盾的相反相成、无处不在与运动变化的特性。毛泽东指出，正是因为事物及其所处运动阶段不同，事物的矛盾表现和内在因素的状况也不同，所以，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时不能教条化，不能直接照搬、套用苏联模式，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中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走出中国的道路。众所周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长期的战争与社会动荡使我国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之间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各地革命运动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革命的退却与进攻及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矛盾等等，它们相互影响、交织组合、主次演变、急剧变化。中国存在的各种矛盾运动，构成一幅客观的‘矛盾演化图’，并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每个革命者面前。”④面对种种矛盾交织的现状，毛泽东主张抓主要矛盾。他说：“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⑤正是从对各种矛盾特性的分析出发，《矛盾论》揭示了各种“左”、右倾错误的形而上学根源，为我们党形成并确立一整套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奠定了基础，也为毛泽东自己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思想上的方法论武器。 毋庸置疑，“两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其创新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辩证法进行了全面而通俗化的解释、细致而深入的发展。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状况强调了实践的基础重要性，提出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观点以及“认识、实践无限循环上升的过程”主张；在《矛盾论》中，他提出了“矛盾精髓”概念，认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⑥。而且，还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完整论述，对矛盾特殊性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简而言之，毛泽东在“两论”中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认识与实践、矛盾辩证法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独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生动的阐述、丰富和发展，同时让理论认识走进了现实实践和大众化的生活，成为革命行动的指南，进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现实作用。所以，“两论”是中国独特的革命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