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3)01－0006－05 一、思想史潜蕴的历史文本 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史的主要线索之一。揭示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就是循着这条线索对青年毛泽东思想史进行文本重构。思想史是思想文本的现实构筑。任何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场域中演进，这些表征历史条件和建构历史场域的事件构成了思想史潜蕴的历史文本。只有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深掘，才能澄清思想文本的建基所在，才能呈现思想史的基底。 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本，就是围绕青年毛泽东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即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和国际环境。环境既包括历史问题的提出与回应，也包括物质条件和思想材料的具备与整合。历史问题的提出与回应以及当时物质条件和思想材料构成了历史文本的内容。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政治环境，既呈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也提出了救亡图存的革命任务；思想环境既表明了空虚迷信的国民精神危机，也指明了启蒙民智的未来路向；国际环境既凸显了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危险，也打开了中国学习先进思想和实践的窗口。而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和国际环境则同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材料。 政治环境被表达为由一系列政治关系和政治事件所构成的政治话语。政治话语总是寻求表达的路径。并显示为差异性政治活动。政治话语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从差异性政治话语出发，就可以发现差异性政治活动的线索。革命话语也是一种政治话语，革命活动就是政治话语表达。青年毛泽东的时代是辛亥革命失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代。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仍然处于新旧时代的断裂期。这种断裂保留着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张力，既使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因素依然顽固，又使得新的民主自由的时代喷薄欲出。被推翻的只是已经沦为封建时代符号的清王朝，而以封建军阀和地主为首的封建残余势力却依然顽固地盘踞在各个区域。被更换的只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帝国主义势力依然有增无减。但是，封建主义因其落后于时代进程而产生了时间滞后；帝国主义因其异质文化而产生了空间裂隙，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遇下，封建主义为消弭其时间滞后，帝国主义为弥补自身的空间裂隙，两者勾结起来，产生了异质文化和落后时代的混合物——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等。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表征了身份的混杂、时代的断裂和文化的交融。他们既有封建权力，又有大量产业；既是旧时代的达官贵人，又是新时代的资产者；既保留严重的封建传统文化特征，又渴望新的资产阶级文化生活。所以，他们是断裂时代的承载者，是中国古代社会和近现代社会之间的断裂本身。半殖民地半封建语境下的革命话语就是对这种断裂的一种回应，试图弥补新旧时代语境的断裂。作为必然表达方式的革命活动本身，天然地孕育在这种时代断裂的内部，时刻等待着最强有力的唤醒。 思想环境是围绕主体产生的时代思想氛围。根据不同的线索，可以把思想环境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在革命的政治话语之下，思想环境必然被划分为表征新旧时代断裂乃至对立的不同范畴及其关系，即传统文化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青年毛泽东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就呈现为落后与先进相互对立的革命话语的范畴：一方面是封建、殖民地特征的客观思想条件；一方面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这两者是时代断裂在公共思想层面的展现。时代思想一般以公共理性的方式存在，所以一定的时代思想就是一定时代的公共理性。而公众作为代表社会的显性共同体，则总是对应着一般以隐性的方式潜藏于时代语境之中的反公众。反公众一般表现为革命者和启蒙者，而公众则一般表现为旧时代的顽固守护者。因此长期以来，公众都是处于被启蒙的地位。在这种意义上，梁启超将“启蒙民智”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任务。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毒害民智的主要是迷信、空虚、自大和根深蒂固的奴性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必然形成的意识形态。半封建体制为维护皇权崩溃之后的仍未分崩离析的封建势力，借助宿命论的强大传统力量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为泯灭民间的反抗动机，封建势力用传统文化中最为保守和虚无的力量，使得民众的反抗神经成为空场。帝国主义为维持半殖民地制度，也要用经济占领、政治控制、军事恐吓和文化输出的方法，取消民众的“排异反应”——即反侵略意识。在这一点上，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达成了一致。 但同时，反公众的态度却永远存在于公众意见之中。作为对时代断裂的积极反应，反公众意识往往充当觉醒者的角色，是革命话语的代言人。革命时期，反公众就会由隐性转为显性。在中国，这群角色的扮演者就是五四时期的新兴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止传播资产阶级科学、民主、自由的思想，而其也传播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南陈北李”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物。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深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陈独秀是促使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关键人物。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107再者，五四运动时期涌现的大量的新思想为毛泽东提供了可资比较和选择的材料，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包括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使他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五四运动为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氛围和土壤，准备了思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