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担任着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等重要职务，他的思想言行对战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均有着重大影响。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对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对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进行学术考察与归纳，并进行评点。 写作本文时，笔者有3点限定：1.2000年以来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以及蒋介石的学术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果丰硕，本文显然无法全面考察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只着重推介笔者认为此间进展较大的几个问题。2.在考察样本方面，选取发表在有代表性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学术论著暂不在考察之列。由于蒋介石的特殊地位，研究抗日战争的论文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涉及他，本文则锁定在直接以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相关研究为主题的论文。3.考虑到中日关系与抗日政策的完整性，在时限上，将抗日战争的范围限定在1931年至1945年。由于以上限定，本文不求全贪大，只求以一斑窥豹，遗珠之憾在所难免。 一 蒋介石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蒋介石所提“攘外必先安内”，是全面抗战前的一项重要政策，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传统的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步步加深，大敌当前，蒋介石罔顾全国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目的在于集中力量“剿灭”中共领导的武装。“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为对日妥协、全力剿共而推行的“反动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进入1990年代后，有不少论著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的时间、特定的内涵与外延等方面进行辨析，对传统观点有所置疑。 学者们对“攘外必先安内”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熊宗仁《“攘外必先安内”再批判》(《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6期)。 黄道炫文的视野相当开阔，该文从中国历史的漫长脉络中去寻找“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源，说明这并非蒋介石所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其源有自，每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接着，文章又考证蒋氏首次提出“安内攘外”，并非学界所说的“九一八”前后，而是在1929年10月与冯玉祥作战时。蒋在其发表的讨冯文章中，有“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的句子。1931年7月下旬，蒋介石在一通电中称：“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当时的背景是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立政府。蒋介石认为，突发的“粤中叛变”破坏国家统一，扰乱了法权收回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时，再次提出“攘外安内”。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之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下说过类似的话，“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他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黄道炫分析认为，对蒋介石的基本立场，必须从4个方面理解：“对日妥协以民族及国民政府统治的生存权为限度”；“在复杂的形势变化中，蒋坚持不挟外力以自重”；“他确有一以贯之的对日抵抗准备的设想和行动”；“某种程度上，蒋的妥协政策也有将其作为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国脉，争取生存空间一种方法的考虑。” 黄道炫指出，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蒋介石既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表述，也有“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既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 黄道炫还结合史实仔细辨析了“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的实行进程，指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在简单的六个字后面，体现着国民政府和蒋内外交困局面下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 熊宗仁提出，评价“攘外必先安内”，“必须把国民政府确立这一政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统一起来，把对这一政策的理论诠释和实际运作统一起来，把影响这一政策实施走向的内外原因统一起来，才能客观、全面地判断其复杂的历史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据此，他分析道，“攘外必先安内”并没有为中国的抗战提供发动的基础。“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进一步实现和维护国民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它虽然包含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独立完整、争取民族生存自由的原则性和民族性，但其党派性却高于民族性。因此在对内对外问题上，国民党政府选择了先解决国内问题再解决对日问题的方针。而共产党事实上也是先解决国共两党的国内矛盾斗争问题，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的侵略。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国共两党的斗争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权力纷争，极大地影响了对日抗战的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