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5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2)02-0182-08 康有為、梁啟超與孫中山的關係，在早期即從興中會創立至辛亥革命爆發的階段，一般說來，研究得比較透徹。其間保革兩派論爭因緣與恩怨，人們已耳熱能詳。民國初年梁啟超支持袁世凱擊敗孫中山、國民黨的史實，更是民初政爭的一部分重要內容，本人曾撰文介紹。但是，孫中山晚年與康梁師徒的關係，尤其是後死的康梁對孫中山去世的反應，似迄未有專文敍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國，這無疑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勝利。武昌起義後康有為主張虛君共和，但不為各派政治勢力所認同。在民國建立後的十三年時間裡，康有為曾兩次為復辟清王朝奔走，但均未成功。①康有為是在1927年3月31日去世的，死前做七十歲大壽，遜帝溥儀賜“嶽峙淵清”匾額一方，康對此感慨萬分，寫謝恩折恭謝。對康而言，終其一生，確實是以身為大清臣子為榮。梁啟超則不然。他可謂與時俱進，他可以從事變法維新，也可以與孫中山談合作革命；既可出任民國政府的總長，也可在大學講堂執教鞭。他為了維護共和政權，還與他一度堅決支持的袁世凱決裂。不過，他一直是前立憲派遺緒進步黨、研究系的精神領袖，與孫中山國民黨在政治上勢同水火。政治家的業績，不論成敗，在其身後都免不了受人評論，其中還可能包括死者的朋友和對手。至於這些評論是否公允，是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那就因人而異了。本文所擬揭示的孫中山去世後康梁師徒的反應，便是介紹孫中山的這兩位長期的政治對手對孫的終極評論，以補充治“孫學”者以往所忽略的史事。 康梁與孫中山的關係開始於19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個時間也是中國資產階級維新、革命兩派登上歷史舞臺之際：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清帝，要求變法；革命黨人在1894年組織興中會並在次年密謀廣州重陽起義。孫中山等人當時還不以為自己是“革命黨”，是想倒清興漢，但他們計劃建立共和政府，無疑是要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了。孫中山在其所用的政治辭彙中，把維新、改良、改革、革命視為同義詞，②迄其晚年，並無改變。有此見解，在1900年以前兩派曾討論合作，但畢竟彼此手段、目標各異，合作未能進行下去。應當指出，這種合作的策劃，並不是康有為所樂見樂聞的，他本人更未允許此項策劃。 從歷史上看，康有為頗厭惡孫中山。興中會成立前，孫中山作為一位名醫，在廣州執業，結交官府、縉紳，誠非等閒之輩。他要求見康有為，但康要他遞門生帖子，為孫所拒。1898年康在日人宮崎寅藏護送下抵東京。同屬逋客，孫想見康，未遂。1900年6月，有所謂孫受李鴻章指使用日本浪人行刺康有為的新加坡“刺康案”，此事之真實性可疑，康在致其家屬函中亦不信真有其事，但他對外宣傳卻指為事實。康在致梁啟超書中還說“昔孫某頻欲害我，汝頗不信此事，然此等事一誤，豈有悔哉！”③據北美洪門大佬黃三德記述：“(孫)妬忌康梁，謂保皇會阻其進行。一九○五年六月，即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孫文來函，竟叫三德謀害康有為。此時康先生正在羅省養病，閉門謝客。三德接到孫文此函，極不以為然。”④類似這些材料，我們今日已無法逐一辨證其可信與否。在非常時期，暗殺活動也不止一二見，例如康黨1900年就在澳門行刺過劉學詢，1909年康徒更刺殺了劉士驥。⑤雖然刺康未成事實，但康對此傳聞屢出而對孫產生惡感，也可謂屬於情理之中。 孫康兩派間的鬥爭，包括保革論戰與爭奪海外華僑與外國人的支持。保革論戰，從東京、南洋到北美等地，爭論連年不息。隨著時間的推移，保革勢力明顯出現消長趨勢。這種狀況，當然也會使康派人士不快，尤其是美洲華僑，包括洪門領袖人物在內，在清末最後幾年中紛紛轉向革命黨，這也就意味著康派不僅在政治上影響消失，而且在經濟上也日益艱難，從而更對孫中山產生怨怼。 孫康關係中還有一個死結，便是康有為在廣東的一個敵手劉學詢始終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康派認為，孫劉結合，為害康有為不淺。香山人、進士劉學詢，操縱廣東闱姓賭博，稱霸一方，康有為曾撰文抨擊他。劉曾與聞廣州重陽起義，與孫為友，被參革功名後，轉往上海活動。戊戌變法前夕開復。政變後，自言能除康，於是有1899年7月～9月與慶寬訪日之事。劉抵日後，在日人宗方小太郎聯絡下，與孫秘晤。返國後劉被清廷交李鴻章差遣，隨李赴粵，聯絡孫中山，故有新加坡“刺康案”的發生。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歐洲返國後，與在滬的劉學詢重敍舊誼，劉支持孫中山建立南京臨時政府，孫則促浙江軍政府發還劉在杭州的私產劉莊。武昌起義後，康有為仍居留日本，未敢匆遽回國：南方革命政權既是他所敵視的勢力，實際控制北方的袁世凱又是康在光緒死後通電攝政王請予以誅殺的戊戌叛徒，為安全計，康只能繼續在海外當寓公了。不過，他不甘寂寞，高調鼓吹虛君共和的主張，此舉被《民立報》指斥其為漢奸。孫中山則主張內外有別。章太炎在東京曾兩次倒孫，武昌起義後又宣傳“革命軍興、革命黨銷”，稱“逸仙不曉國中情偽”，仍持反孫立場。但是，孫在政治上仍認為章是同志，與康有所區別。1912年1月12日，孫復函蔡元培稱：關於內閣人選及組織用人之道，惟才是稱，不問其黨與省。“然其間尚有當分別論者。康氏至今猶反對民國之旨，前登報之手跡，可見一斑。倘合一爐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對。至於太炎君等，則不過偶於友誼小嫌，決不能與反對民國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講，弟無世俗睚皆之見也。”⑥人們很難指責孫中山的這個見解有什麼缺失，因為康有為當時確實在鼓吹“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即使孫中山肚大量大，汲收康梁加入南京臨時政府，估計康梁師徒也不會參加。此時康梁迅速與衰世凱和解，三年前請予誅殺的“袁賊”，如今化敵為友，與“慰庭總統老弟”取得諒解，由粵人梁士詒牽線，袁氏提供鉅款，招梁啟超返國辦報、組織政黨，為袁政權效力。⑦要之，民元政治變動中，原立憲派(不論國內與海外)之歸心於袁世凱，已成趨勢，而康有為的虛君共和主張，決不可能為各政治派別所接受，這點是無可懷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