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西安事变的观点和反应

——根据《盛京时报》新闻报道所作的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志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期间,《盛京时报》作为日本在华的重要新闻媒体,对事变诸方面作了详细的报道。从其新闻报道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和军方各方面对事变态度的一致和差异,同样也反映了日本方面对事变的三个关注重点:事变背景和影响,事变如何解决,以及蒋介石的命运。对其新闻报道的分析和研究,对于研究事变期间日方观点和反应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视角,值得进一步挖掘。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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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性事件,对于中国政治的走向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日本是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走向的决定性的外部力量之一,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中国国内目前的研究来看,对日本与西安事变关系的关注是不够的。无论是史实的论述,还是史料的编辑,都缺乏深度和广度。①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当年“满洲国”日本报纸《盛京时报》的角度,对西安事变的相关史料做初步的整理和分析,以对日本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有进一步的理解。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中岛真雄1906年10月在奉天(今沈阳——笔者注)创办的中文日报。他也是日本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从1925年起,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的染谷保藏任该报社长,菊池贞二任主编。《盛京时报》到1926年为止,发行量就达到了3万份。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发行量增加到18万份,日发行14版,成为东北最大的中文报纸。在东京、大阪、长春、大连、哈尔滨、北京、天津等地都设有分社。自1944年9月15日起,《盛京时报》改为《康德新闻》的奉天版,遂告一段落。

       《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新闻媒体,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其对中国重大新闻的报道,明显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般性对华观感和认识;而其带有明显倾向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则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的一系列侵华行动存在着明显的配合关系。这种密切联系,在西安事变期间有充分的反映。

       一 从《盛京时报》看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事变的态度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事变的态度和反应如何?这是西安事变期间《盛京时报》新闻报道的重点之一。除了内部的机密会议和决议之外,《盛京时报》对日本政府和军方的态度都及时进行报道,从中呈现比较清晰的脉络。

       从这些报道看,由于西安事变具有波及整个东亚政局的重大性质,自西安事变伊始,日本政府和军方立即给予重大关注,并决定行动方针。

       日本外务省于1936年12月13日下午6时起,即在外相官邸召集紧急会议,外相有田八郎、次官崛内谦介、东亚局长桑岛主计、欧亚局长东乡茂德等均出席。经过4小时的磋商,达成一致的意见,认为:西安事变虽然可能有共产党的介入,但是由于获得的情报还不清楚,而且为“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起见,决定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只监视事态之转移,决定回避积极的行动之大乘的方针”。②

       日本陆军省则根据其驻外武官的报告,在12月13日以后做出一系列的观察和判断:其首要关注的是事变背后的关系,认定事变背后有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对于中国政局的变动,则认为中国会因此而分裂,国民政府内部,冯玉祥等亲苏派要人将占优势,而国民党内部,陈立夫、陈果夫等亲苏派将执牛耳,而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势力可能将增强。基于这些观察和判断,陆军省的表态是:“坚持日本不动之国策,只严重监视事态之推移,期间苟侵害日本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安全之场合,惟有出以断然适宜之措施而已。”③

       同时,日本海军省也在12月13日和14日连续举行了有关的会议,并在14日上午10时,向在上海的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发出紧急训令,指出根本对华方针是:“对于遭遇动乱危机之中国,日本为采取光明正大之措施,注视前途动向,同时自重静观”;另外,为保护在华日侨的生命财产,“必讲适宜公正之自卫警备手段,俾期彻底”。④

       在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分别做出初步反应之后,12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内阁会议上,就西安事变为中心的中国局势做出报告,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理由主要是“私怨”;蒋介石生死难辨,但从南京政府已另立他人代行蒋之诸权限来看,似乎已死;中国方面不可能迅速实行“容共主义”,日本“不能轻率行动,故慎重静观以待机耳”。⑤根据他的报告,这次内阁会议也明确了日本对于事变应采取静观方针。

       为了进一步统一步调,12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广田弘毅、外相有田八郎、陆相寺内寿一及海相永野修身还在当日的内阁会议散会后,专门携带各自从外务、陆军和海军各部门所获得的情报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再次确认了各方在静观方针上的一致意见,同时也提出:时局变化不容犹豫决断,日本政府应该做好应付各种事态的准备。⑥

       虽然日本政府和军队各方至此在有关西安事变和对华方针上取得了基本的一致,都认可采取监视和观望的消极方针,但是,作为历来对外事务上的强硬派,陆军方面的基本方针与其他各方略有不同,更为积极。

       12月16日,日本陆军方面终于打破事变以来的沉默,发表重大声明。声明首先声讨张学良为“叛徒”,指责其发动事变是“旧军阀一派之常套手段,故为天人断不能容忍”,而且,“就中提唱[倡]容共政策,而导入共产思想一事,实可谓将东洋留百年赤化之祸根,故吾等绝对排击者也”。然后,声明警告事变发动者和其他观望者,决不可借此机会谋求获取势力,或与共产党势力结合,或与第三国势力结合,否则日本将“到底断不能袖手旁观”。而且,声明指出,日本陆军切望中国当政者,不要陷于“赤化祸害”。而要和日本协调和善,以期圆满收拾事态。⑦显然,这个声明表达了一种武力恫吓的立场,表明了日本陆军当局更为积极的一种想法,即准备随时干预事变的解决过程。

       就在日本政府和军队各方协调立场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围绕着如何解决事变的问题,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开始进行一场复杂的角逐。

       一方面是双方武力的对峙。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国民政府则下令讨伐张学良。17日,中央军展开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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