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85－13 近来，中条山战役(也称晋南会战，日军称为中原会战或百号作战)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邓野先生的《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内有一节专门谈到该战役，随后杨奎松先生发表《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与邓野先生展开商榷。笔者在细读两先生的大作之后，重新检阅相关史料，觉得有关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特不揣谫陋，为文论之，敬请方家指正。 一、争论的焦点与各家的缺失 邓先生和杨先生争论的焦点，一是蒋介石是否使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实意图，二是中共是否出兵了。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先生认为蒋是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这是个一石二鸟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毛泽东则“识破”了蒋的意图，于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晋南，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杨先生不大同意蒋用的是“激将法”，①也不认同蒋意在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说法，因为这两者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一开初用的正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但蒋在发现激将法未起作用之后，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蒋的真实意图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断蒋的意图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在前期，蒋的真意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也就是说，蒋是想让中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让中共同时在两方面失分，不是所谓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出兵则可能让百团大战之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②也就是说，中共决定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军事上失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的问题，邓、杨两位先生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力。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控制的军队就撤离了晋西南，控制了晋西北；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则控制了晋南和晋西。1940年7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十八集团军)限期开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1]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肇因。1941年1月17日，蒋在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因为新四军不遵从命令，所以必须整饬军纪，统一军令。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蒋在一开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采用“激将法”的方式。但在中央军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蒋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军“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③并没有要求中共投入晋南战场。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主张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要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④ 其实，按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不仅仅将了一军(即激将法)，而且将了两军(详后)；对于国民党方面造的谣言，新华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则是反将了一军。可见，双方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而宣传战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贬损对方的政治形象，这也就是蒋所谓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蒋之所以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而中共又必须极力驳斥，则说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中共是否与日军妥协及其政治形象确实遭到了怀疑。这一点，笔者比较认同邓先生的论证。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邓先生主要着意讨论晋南战役所引起的政治争议，所以他没有明确说中共究竟出兵没有。杨先生则明确说中共拒绝出兵了，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回应的经过及拒绝出兵的原因。这是杨先生的最新观点。大约在2005年春夏，杨先生在修订《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还认为：“(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2]究竟哪个观点正确呢？笔者认同杨先生早前的观点：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迟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达到了为中央军解围的效果，以及中共出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斟酌。 争论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军是否宣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邓先生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杨先生则认为日军不可能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反而会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敌，“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笔者认为日军完全可能制造“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以挑拨国共关系，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国民党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证实中共是否打敌，国共之间也为此进行了沟通，但国民党确实有意利用了日军散布的相关消息，想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另一方面，杨先生的文章中还存在一些史料运用、解读方面的问题，值得在此点明，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判断和结论。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记记曰：“蒋先生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3]杨先生在利用此则史料时说：徐永昌“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进而说：“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可见“错极”一语直接影响着杨先生对史实的判断。但是，笔者认真查阅徐永昌日记，却没有找到“错极”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