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受诸种因素之影响，分分合合，跌宕起伏，但总体来说，疏离之情形乃为常态。尤其在1921年外蒙古宣布“二次独立”以后，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陷入僵化。众所周知，外蒙古的“二次独立”背后推手实际是苏联，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加之民国中央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矛盾，双方的外交关系一直较为紧张。这种民国与外蒙古、苏联的关系反映在国内社会舆论层面，即是对外蒙古、苏联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十分敌视，且多持批判态度。①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持续扩张，中国东北三省沦丧，苏联亦面临着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受国际局势演变之影响，中苏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1933年中苏之复交实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开端。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最初阶段，中国处于全面防御地位，处境十分艰难。在此困境下，中苏双方于1937年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尽管仅仅是一个克己的防御性条约，但条约申明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最为重要的是，重申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地位。这一时期，传统的“友邦”如英、美等国及其操纵的“国联”并未能给予中国政府必要的支持，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则允诺为中国提供相应的物质援助，这更强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于是，在构筑统一的抗日民族阵线的旗帜下，外蒙古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入中国抗战成为一般国民的普遍期待。这种情形反映在此期间的国内社会舆论层面，可以观察到，有关外蒙古、苏联的主流报道和评论大多洋溢着友好的气氛。② 亦恰在前述的一种对苏联、外蒙古友好的氛围下，国内外报纸、舆论盛传外蒙古出兵加入抗战的消息。对于“外蒙古出兵论”的考察，当前学术界鲜有人关注，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个整合性的阐述，并期待通过对该事件的解读，发现“外蒙古出兵论”背后的隐喻。 一、外蒙古出兵的传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外媒体屡屡传出外蒙古取消自治，内附祖国，并出兵参加中华民族统一抗日阵线的消息。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国内抗日宣传刊物《译丛周报》实为始作俑者。1937年12月底，该报纸首先以《蒋介石公子率领外蒙军》为题，报道了外蒙古拟将出兵的消息。内中声称：“本星期内中国官方报告，蒋委员长之子，蒋经国司令已任为外蒙十万精军之总指挥。按此项军队，在其今夏由莫斯科返国后，已加以组织训练。”③ 随后不久，国民政府陆军机关报《扫荡报》于1938年1月11日报道称：“中央政府已将外蒙划为正式战事区域，一切制度，皆与中国本部其他各战事区域同。外蒙政府主席，已被任为外蒙古战事区域总司令，另有一杨将军(系指国民政府赴苏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将军——引者按)者，则被任为副总司令。外蒙古现既恢复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则不久将来即可参加对日抗战。”此间，《统一评论》杂志在其“世界一周”专栏中报道称，外蒙古当局连日召集最高干部会议，业已正式决定，取消独立，重返祖国，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并同时颁布全蒙总动员命令。该评论指出：“在敌人愈见深入，中苏利益愈受威胁之际，外蒙之返国参战，实有莫大影响，吾人拭目以待。”④ 当时关注国内外局势者对此类消息极为留意。一般意见以为，就所传苏联将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之主权来看，外蒙古参加对日作战，实为可能之事。由美国人主办、对中国抗日战争持同情态度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摘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称：“日本方面非常害怕苏俄怂恿外蒙古人加入中国方面作战。就法律意义上而言，外蒙仍然是一个中国的省份。这一点事实，结果可以造成个乖巧的机会，去援助中国，而苏俄方面也不必放弃它的中立地位。”⑤ 果然，几天后即传来了外蒙古军队业已占领百灵庙的消息。据《扫荡报》1938年1月14日报载：“自外蒙实行军事行动以来，日本在天津、北平之军队，分向满洲及内蒙边境调遣，据本日所接甘省兰州及晋省临汾之华方消息，外蒙军队已占领察北重镇，即内蒙德王自治政府所在地之百灵庙，据闻日方因外蒙军队已在察哈尔积极参战，已赶调援军前往，以免在绥远及晋省前线作战日军之后方，为外蒙所扰。”对于这一消息，另有报纸以《外蒙军队节节南下》为标题做了报道：“西安讯，外息，外蒙军队加紧移动，开始进攻绥远，其军事行动进展甚速，前锋部队已向百林(灵)庙挺进中，该处系德王之大本营，据闻内蒙军队有一部向德王倒戈，加入外蒙军队，合力猛攻包头，德王闻讯，急携同家眷避往长春，外蒙军队声势甚盛，闻该批劲军，系由一外蒙军事领袖名拿鲁统率。拿氏之部属军官，皆曾受苏俄军事训练云。”⑥ 对于该消息，《译丛周报》亦有报道：“外蒙大军进占百灵庙：汉口(1938年)一月十四日电，(美联社讯)中央通讯社临汾电称，据自百灵庙归来之某中国商人谈，外蒙军队一万人今已驻扎于百灵庙。”⑦由此报道的内容分析，内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对外蒙古军队的数量作了更为具体的估计，给受众的直观感觉是，显得更为真实可靠；二是，内中声称消息的来源是一个自百灵庙归来的商人，并非记者亲历。两个相对矛盾层面上的消息被整合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报道者故意散播虚假之消息，则可能是对外蒙古出兵的愿望过于急迫了。 当时关心时局之社会精英对外蒙古出兵的可能性作了分析。有论者基于外蒙古仍属中华民国领土之不可分割一部分立论，强调外蒙古必将出兵。该论者撰文呼吁：“外蒙古是中国的版图，1924年中苏协定，苏联并特别声明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有领土有主权，现在全面抗战既已展开，外蒙古当然起来参加抗战。”⑧时人且多认为，外蒙古参战，是影响今后战事进行的重要因素，“外蒙陆军向受苏联训练，一切配备，皆与苏联陆军相似，若能参加作战，则对于苦战数月，实力减削之华军，实为最有价值之助力。”⑨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成吉思汗时代，铁木真、忽必烈统带游牧几十万大军到东欧，俘虏俄罗斯皇帝，到普鲁士、希腊，当时欧洲人曾敬畏为‘黄祸’”，现在，“外蒙古在全面抗战的感召下，我们相信，英勇的外蒙古战儿，一定会给以残暴的日寇以意外致命的严重打击”。⑩显然，在时人眼中，尽管自晚清以降中国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跌宕起伏，屡经波折，但依据既有条约，外蒙古仍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因此自有充分的理由为保护本国领土而与日本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