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2)06－0001－10 北伐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近年学人对北伐的军事、政治、外交与文化方面均有很深入的研究，但对与北伐相伴随的迁都问题，学界的关注重点仍集中于定都南京前的宁汉纷争等政治层面，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社会上的迁都之争却关注得很不够①。本人在翻阅近代报刊资料中，发现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北平统一的一年多时间内，南北舆论界却集中引发了两次热烈的建都、迁都的讨论，其所讨论的主题，与其后的国民党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有着密切的关联。细致分析这些迁都之争的经过与影响，无疑会有助于加深理解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相关政策出台的社会因子，重新把握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家与社会的复杂面相。 一、武汉《中央副刊》的迁都之议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且国民政府各部已开始在南京办公，但各地学者文人仍提出不同看法，其中武汉《中央日报》下的《中央副刊》形成了一场热烈讨论。在1927年5月下旬至7月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中央副刊》先后发表了关于迁都问题的文章与通讯达二十多篇，引起了读者与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副刊的主编孙伏园曾任北方新文化运动重要媒体《晨报》副刊的主编，曹聚仁回忆说：“北京的《晨报》副刊，那是新文化运动在北方的堡垒。孙伏园主编《副刊》，鲁迅的《阿Q正传》等都是在那副刊上连载的。”[1]169这种背景也使得孙伏园有很强的北京建都情结。 争论的起点是孙伏园《计划中的北京》一文，文中他首先提出了作为首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那么所谓新都者也，当然要有若干个。广州也，武汉也，南京也，北京也，都是。”[2]6换言之，对于不久前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并不认同。随后，他在文中罗列了北京让人迷恋的种种理由，“凡是曾经住过北京，乃至曾经短期逗留的，一说到北京便都有些爱恋。也许各人所爱恋的方面不同：有的因为北京的天气好，同武汉这样三五天要下一次雨的天气比，愈觉得北京的可爱了；有的因为北京的房屋好，在最冷的冬令，南方温度自然高于北方，然南方比北方更难受，因为南方的房屋太没有设备了；有的因为北京树木多，有的因为北方民俗厚；有的因为北京的学术空气浓；有的因为想到北京去做下层工作；有的因为舍不得天安门那块国民大会的会场；甚至有的因为前门正阳楼的螃蟹与羊肉万不可不吃。总而言之是多少人舍不得北京。”[2]6正是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北京情结，在《中央副刊》编辑部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他与陈启修、唐维淑、林语堂在闲谈中开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对计划取得后的北京提出了七条整理方案：一、内外城之间的一带城墙，连着所谓“前三门”，一概拆去。二、京汉、京奉接线地点在永定门，改内外城之间的铁道为电车路。三、旧禁城南自天安门，北至地安门，东至东华门，西至本安门，连三海在内，绝对开放，作为公园，不准任何机关用作办公处。四、禁城东西南北自由通车。五、全城植树，尤注意于禁城与三海。六、中央党部设在司部街司法部旧址。七、国民政府设在西长安街交通部和财政部旧址。[2]6－8这些方案中，前五条细致而具体，多涉及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后二条所言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则表达了首都迁回北京这一重要意愿。这一点与南京方面刚刚宣布奠都南京唱起了反调，所以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读者致信《中央副刊》，称伏园先生所言迁都问题“就好象有导火线着火一般，叫着许多胸中怀着北京的人们，连篇累牍的，发表出来了。”[2]6－8 《中央副刊》的这场有关北京与迁都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理想中的首都是北京还是南京、武汉？ 何谓理想中的首都？讨论者大都同意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革命中心三方面综合考虑，即“所谓国都，至少也要是：(一)政治的中心，可以在大约相等的时间内传达命令于四极，(二)文化的中心，(三)革命的中心。”[3]7梦楼在回应孙伏园的文章时，称北京虽不是革命的中心，依然是文化的中心、是政治的中心，“现在我们的革命健儿，在河南奋斗了，会师郑州，即在目前直捣燕京，依伏园同志说，当在五卅以前了！无论如何，七月一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才可以移置北京，这是我的最迟缓的预料。北京是我们将来的新都，在最近的将来，马上就为我们的新都了。……北京，是我们的，革命的北京，美丽的北京，政治中心的北京，文化中心的北京，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北京。”[4]7－8葛之全论证北京理所当然会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从地理上推论，北京的经济发展，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中央政府，如果设在北京，北京当然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中国革命完成以后，进而做世界革命的工作，则北京就要由东亚的政治中心，而为世界的政治中心。”[5]7－8 迁都北京的确代表了一部分民众的心理，绝大多数有关建都的讨论集中于北京，有读者对先前发表的北京与迁都问题有一总结：北京问题，在中央副刊上面接二连三不断的讨论，在这些文字里面，可以很明了地看出几点：(一)北京似乎是不久将来的首都，武汉、南京都摈弃不要。(二)似乎只有北京有刷新、计划的必要而其他——现在的首都武汉和不久以前决定的国都南京——却可以不理。不过，迁都北京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经享颐是最坚定的反对者，他致书孙伏园称：“迁都于北京，我是根本不十分赞成的，终觉暮气太深，难免要挫折革命的精神。我们这次北伐胜利的结果，策略上或者要把中央机关搬去，但我以为最好也作为凉亭，不要认为安如磐石。况且现在又预备东征了，何妨提出‘南京在目前’来讨论一下。呵，随便说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6]6显然作者本意借“凉亭”之喻，来说明武汉不宜作为永久首都，又以北京暮气太重为由反对北京作为首都，所以是一个坚定的南京建都论者。同样，易一苇也称：“我们的党，并且没有决定北京为我们的国都……但是北京呢，地点偏在北方，政治上不容易管辖全国。文化则可以说是博物馆，古物的中心点，一切文化都是表现着东方式的，和‘老调子’式。至于革命中心更讲不到，所以纵或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党和政府，会以北京为国都，但是，我相信将来的国都，只有在南京和武汉中去抉择罢！”[3]7－8在武汉与南京的二者之间，有读者更是为南京叫好，“近来在本刊上讨论北京问题的，五花八门，真是热闹极了！前几天经享颐先生在本刊上提出‘南京在目前’的题目，却远没有看见什么人物加入讨论，又见大多数的同志，都有以北京为首都的趋向，对于蒋皇帝驻跸的南京还没有人注意。南京我们无论如何要去的，——不久就要去的，——况且先总理的坟墓在那里，每个同志更有到那里去瞻仰的必要。在那里建都，据我看来，也不见得比北京坏，不讲别的，单就建筑方面说，就要比北京容易得多了！”并且文中还对于南京的文化中心建设提出设想：“东南大学已改成中山大学，当然不发生问题。我以为最好是把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中学、基督女学、汇文女学、赫德女学、进修学校等，一古脑儿都收了回来，合并在一起，既可省了重建校舍的麻烦，又免得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不是一举两得吗？”[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