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3-0101-08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此后，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各项工作，赢得了广大藏族农牧民的支持，但是，国外敌对势力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并不死心，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1956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滞留，就是他们蓄意制造的一次严重的分裂活动。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同达赖进行了三次谈话，阐明了党的方针政策，规劝达赖及其家属，争取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支持，为达赖返回西藏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高度信任达赖，同意达赖根据自己意愿赴印 印度计划于1956年11月24日开始举办为期三周的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大会，印度纪念委员会主任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不通过中国政府就直接向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发出邀请信，又派出其驻锡金(今斯里兰卡)的政治专员潘特专程到西藏活动。 恰在此时，西藏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势。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十七条协议”的精神，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筹备区域自治和地方建设事宜。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邻近几省实行民主改革的消息已经传到西藏。当时全中国已经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也促使西藏工委党员干部加快进行了建团、建党和民主改革的实践。西藏民主改革进程的加快对达赖集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于是噶厦试图阻挠各种工作的落实并威胁进步官员，使得筹委会的工作无法开展。 在噶厦的支持下，1956年2-11月，西康地区的少数分裂分子和农奴主发动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叛乱，袭击政府机关和工作队，残杀干部和群众。这些叛乱活动与海外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有关，此时一些“藏独”分子聚集在印度噶伦堡，如达赖喇嘛的大哥当才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以阿乐群则为首的叛逃分子，孜本夏格巴、司曹鲁康娃等原噶厦官员。在美国的操纵下，印度少数官员同西藏地方上层分裂主义势力暗中勾结，伺机闹事，使达赖喇嘛对中共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产生疑惧，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吐露了自己的想法。 印度在这个时候极力邀请十四世达赖喇嘛出国，派潘特等人积极拉拢西藏上层官员，多次同达赖密谈，噶厦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多数主张达赖去印度。中央政府认为，达赖喇嘛若到印度很可能被“藏独”势力包围和左右，导致其长期滞留不归；如果不同意达赖喇嘛赴印度，也将招致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的不满。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以书信告知达赖和班禅，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1] 周恩来的表态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对西藏及达赖的方针政策。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对于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可能出现不愿返回的情况，党内一些同志对允许达赖出国有不同的意见，“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2]11月17日，中央对西藏工委下达了关于达赖、班禅赴印度的指示：“在国境内的一段旅程中，要尽一切力量作好沿途各项工作，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对达赖、班禅离开西藏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加以充分估计，要设想到达赖他们出国后一时不愿返回西藏是有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趁机进行破坏甚至掀起叛乱也是有可能的。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3]中共中央充分估计了达赖访印可能带来的“风波”，也做好了必要的防御准备。 随达赖出访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员代表团，有噶伦索康、饶噶厦·彭措饶杰、阿沛·阿旺晋美；仲译土登诺桑；扎萨凯墨；机巧堪布洛桑三旦；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经师林仓活佛、副经师赤江活佛等主要官员。达赖一行在11月20日达到日喀则，受到十世班禅的热烈欢迎，他们在22日离开日喀则，前往锡金。在达赖参观访问印度期间，当才活佛、嘉乐顿珠等人一直向他灌输“西藏独立”思想。夏格巴等“西藏幸福会”的骨干分子则向达赖随行官员鼓吹“独立”的好处，歪曲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历史关系，要求达赖留在印度组织流亡政府，搞“西藏独立”运动。美国间谍、印度少数官员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紧密配合，提出欢迎达赖到美国居住。印度政府还公然挂出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在会上说西藏是一个“国家”，故意抬高达赖的接待规格，降低班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达赖产生了动摇，对是否返藏犹豫不决，甚至有了留在印度的意向。在随行官员中，除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个别人坚持反帝立场外，其他人或者与分裂分子合流，或者沉默观望，一时间出现了十分严峻的局面。[4]可见，此时达赖的政治态度是关系到西藏地区稳定的政治问题。 二、推心置腹交谈，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消除达赖疑虑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于1956年1月28日抵达新德里，访问印度。11月29日，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之余专门抽出4个小时与达赖、班禅亲切谈话。12月30日，周恩来结束对巴基斯坦访问后，在回到新德里的当天不顾疲劳又立即同达赖谈话。1957年1月1日，周恩来与达赖进行了第三次谈话。在这三次谈话中，周恩来谈了关于西藏筹备自治委员会、西藏改革、西康地区叛乱、噶厦与班禅堪布厅团结等达赖集团关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