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之回应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连浩,陈勇,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抗战期间,在日本的怂恿下,泰国公然宣称我国南方几省为泰族发源地,要收复失地,还派人到我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活动,并于1939年6月将暹罗改称泰国。这种大泰族主义言行引起了处在艰难抗战中的重庆国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国知识界的警惕,引发了我国政府及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反思。重庆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府逐渐重视西南民族和边疆问题,开展一系列民族调查活动,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流寓西南的爱国知识分子,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或整体性,对大泰族主义侵略言行予以了有力驳斥。国民政府和中国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的回应和反击,对于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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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法国人戴·哈威·圣丹尼斯出版《中国的哀牢民族》,首次提出了哀牢的后裔泰族人建立了南诏(即南诏泰族王国说)的观点。188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T·D·拉古伯里发表《掸族发源地》,力倡“南诏泰族建立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美等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纷纷著书立说,谈论泰族早期历史,逐渐把南诏史移花接木地搬到泰国或泰族古代史。其中以美国传教士杜德(W.C.Dodd)发表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s,Iowa,1923)和伍德(W.A.R.Wood)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London,1926)影响最大。《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于1932年译成泰文,在泰国流传很广。《暹罗史》则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泰国史,其古代部分集拉古伯里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之大成并加以系统化,在英语世界里有着广泛的影响,许多东亚史著作转述的“南诏泰族王国说”往往采用伍德的说法。由于这些学者的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南诏泰族王国说”已获得了广泛的流传和认可。①泰国学术界对此更是全盘接受,几十年来这一观点正式载入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泰国人。②

      上述这些观点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③但在抗战期间,它却成为暹罗(泰国)当局用以实现其“大泰唯国主义”(大泰族主义)的有力武器。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大力宣扬“大泰唯国主义”,并“以守则的形式发布了全民必须遵守的‘唯国手则12份’命令”,竭力怂恿泰国去“统一”所谓邻国中的“一切泰人”。由于全力推行“大泰唯国主义”成为当时泰国政府的国策,于是“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在泰国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噪与喧嚣。1939年5月25日,狂热鼓吹“大泰唯国主义”的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广播演说,泰族“在广东约有70万,广西约有800万,贵州约有400万,云南约有600万,四川约有50万,海南约有30万,越南的东京、老挝约有200万,缅甸约有200万”。他还说:“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銮披汶在1939年“六·二四”广播中也称“我泰语在暹境以外者,有二千余万人,大都散布在中国南部滇、川、黔、桂一带”,要收复失地。在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更是充满了大泰族主义的胡言乱语。在泰国政府的鼓励下,一批宣扬“大泰唯国主义”的历史剧和歌曲应运而生。这样,通过“宣传机器、文艺演出、各种著作等途径的宣传”,所谓“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就深深地印入了泰国人的脑海之中。④

      泰国当局的大泰族主义言行,对我国有明显的领土要求,严重威胁到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引起了处在艰难抗战中的重庆国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国知识界的警惕,引发了我国政府及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反思,促成了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问题的重视和民族政策的改变。然而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仍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愿拟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在抗战爆发前,政府对云南究竟有几种民族,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如何,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怎样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尚未有过深入调查研究。经营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无从着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泰国当局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密切关注。国民政府首先密电云南省政府“饬查详情”,以了解傣族的实际情况。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致云南省政府的密函中说:

      案据报告,暹罗自改称泰国后,对我云南之泰(傣)族人极为注意……查本部前曾迭据报告暹罗改称泰国之动机,在以大泰族主义号召,并宣称泰人散居我西南各省者为数达1950万云云,显欲效希特勒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之故,知其中别有用意,自应加切注意。究竟贵省南部是否有所谓泰人杂居?如有,其散步之区域如何,人数若干以及有无特殊活动情形?相应咨请查明,饬查详情,见复为荷。⑤

      可见,国民政府对大泰族主义的阴谋是有清楚认识的。而正是大泰族主义的言行促使国民政府开始关注西南民族问题。江应樑指出:“自国民政府有边疆政策以来,勿庸讳言的,其注视的重心,是在西北而不在西南……自抗战以后政府西迁,西南边疆及西南边民的实况,始渐为执政诸公所明瞭,才深觉得这广大区域与复杂的宗族,实在不能不有特殊的治理方策和开发方案,实在应当和蒙古新疆作等量齐观,于是政府治边的范围乃始扩大,把西南的苗夷区域算作了边疆,把西南的苗夷人民认作了边民。”“抗战后政府对西南边区政策的转变,是一个智慧进步之举,承认西南边疆的特殊性,是极为为合理的。”⑥显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从过去只重视蒙藏问题,发展到认识西南民族问题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相当棘手和重要的,进而更加重视西南民族问题,是很大的进步。而促使国民政府发生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就是对大泰族主义的忧虑和警惕。

      云南省政府在接到外交部秘函后,即令云南省民政厅“迅即转饬本省南部各县县长,详确查明呈覆,以凭汇转!”⑦云南省民政厅指出:“暹罗改名泰国(Thailand),其民族名,国籍名用泰Thai,实含有希特勒所倡导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并吞捷克之野心,以谋吸收我西南边区之大部民族……在未改国号以前,(泰国国务总理銮披纹)曾旅行越南考古,详询越方人事登记职官关于泰族在越南及中国西南之人数。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云:‘在中国居留之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甚至划一特别区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统治。’弦外之音,不啻视我车里、镇越等地聚族而居之区域如苏台德区。”当时,云南省民政厅对泰族的认识仅局限于美国传教士杜德《泰族》一书的记载,认为有文字之泰族或佛教徒之泰族,在云南境内者汉摆夷60万人,水摆夷40万人,其他之水摆夷、花腰摆夷、龙家、水家等100万人。但是,对其大概分布及人口比例,云南省民政厅还是大致清楚的:“惟是水摆夷之聚居,以车里为最多,约占该县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镇越、江城、南峤、佛海、六顺及宁江设治局一带,数亦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澜沧地方则有水、汉摆夷交处,景谷、景东则亦有汉摆夷在焉。又腾龙边区,则为汉摆夷所聚居。即开广、普思以及石屏、元江亦有摆夷。是知内部各地亦有所谓泰族者存在,不仅西南一部而已。”在云南省民政厅正拟办理的时候,禁烟终查员彭钊函报“澜沧二区被暹罗派人前来运动得紧”等语,再结合暹罗改称及其总理之种种言行,云南省民政厅认为:“本省之泰族问题,前途实堪危惧!倘不急谋补救,则西南半壁,恐将发生重大变故。盖今日之敌国日本,正积极策动暹罗做政治之进攻也。”于是,云南省民政厅发布密令,制定调查表式一份,令云南有傣族的县(局)“于文到一月内详查,将该属境内所有泰族人民详细调查明确,依限汇填具报,以凭核转。事关重要,勿得视同具文,抑或向壁虚造!”⑧《云南省泰族人民调查表》的内容包括:种类(要求填水摆夷、汉摆夷、花腰摆夷、白摆夷、龙家、水家等所谓泰族人民)、人口数目、散布区域、与汉人及其他民族的百分比、有无特殊活动情形(有无外人入该区域活动)及备考等项内容。1940年5月到1941年7月对云南有泰族的砚山等51个县(局)进行调查,通过这次调查,云南省政府掌握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及上层土司的情况。1943年10月,云南省民政厅成立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江应樑任主任委员。正如江氏在《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中所言:“日人更嗾使暹罗,改国号曰泰,倡所谓泛泰族主义曰:暹罗人民族为泰族,摆夷亦泰人,其意谓,凡属摆夷,皆应归之泰国,凡摆夷所居土地,皆应为泰国土地,边民不察,多受其惑……而我沿边僰民,则因失于教化,数典忘祖,一遇敌人诱惑,难免资敌所用,此从民族团结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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