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5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3-0057-08 与中苏结盟一样，中苏分裂也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中苏分裂问题而言，中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中苏关系上，而对这一过程中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关系探讨不够。①事实上，随着中苏对抗加剧，中国和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影响，而中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的关系，由于民主德国在各方面对苏联的依赖极深，中德关系已经是中国和东欧国家关系中“最差的”[1]。然而，中德关系在1963年底开始发生变化，到1966年初为止，中国和民主德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其程度是在东欧国家中是最高的。通过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关系，对认识中苏分裂及其对中国外交、国际共运和冷战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 由于缺乏档案材料，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前，在西方学者的相关著述中，对这一时期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问题多是一笔带过。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近年来，德国学者已经开始利用解密的民主德国档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但多是从民主德国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并未利用中国方面的材料。因此，对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语焉不详。本文拟在中国和民主德国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此段时期中德关系的缘起、发展和终结以及影响这一关系的深层次原因进行考察。 一、1963年底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的变化 1963年底，中苏论战继续扩大，中共加大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人民日报》先后于2月4日和3月31日发表了九评苏共的第七篇和第八篇文章，对于和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欧共产党国家，中国历来认为其与苏联存在矛盾。毛泽东指出，东欧各国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2]根据东欧各国和苏联关系的紧密度，中央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具体就民主德国而言，中共认为其目前的危险一则来自内部，另外就是被苏联出卖。[3]在1960年以来两党的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共对民主德国的批评也留有余地。1964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时指出，“我们支持乌布利西(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不管他骂我们多少，我们都要支持他”，[4]但此时中国对民主德国的支持大都集中在宣传报道和经贸文化交流领域，民主德国对中方这些做法并不领情。两国两党关系一直处于低谷。 1963年底，民主德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民主德国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赫鲁晓夫认为，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联邦德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战胜国签订和平条约，并在这个基础上承认民主德国，而民主德国政府则反对苏联单方面和联邦德国接触，认为任何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都须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双方谈判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在尤为敏感的联邦德国核武器问题上，赫鲁晓夫也一改以往的绝对批判态度，倾向于支持联邦德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多边核力量计划。[5]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单方面接触是民主德国所不能接受的。为此，民主德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除了在舆论上批评苏联与联邦德国接近，还联合一部分苏联军方和苏共高层制约赫鲁晓夫的德国政策。1964年4月初，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洛夫斯基等访问民主德国，并在《新德意志报》上指责了联邦德国。[6] 1964年初，民主德国驻华使馆接到指示，要求其在和中共高层的接触中，不要再主动谈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7]1月14日，驻华大使黑根在和邓小平的会见中表示，民主德国重视并想搞好和中国的关系，“不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在反帝、反殖、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1]4月初，新任驻华大使柯尔特上任后，民主德国外交部指示其“继续突出两国利益的共同点”。[8]柯尔特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提及要“搁置分歧，强调共同的利益”。[9]5月27日，民主德国还向中国发出了参加莱比锡农展的邀请，[10]但事实上，所谓的“搁置分歧”并不存在。民主德国政府并未改变在中苏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态度。1964年初，乌布利西致信赫鲁晓夫，强调将更加支持苏联在意识形态争论问题上的政策。[11]在1964年1月召开的民主德国体育协会三大上，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德方的指责并被逐出会议。[12]4月5日，《新德意志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分裂。[13]4月20日，乌布利西在接见新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张海峰时态度冷淡。[14] 面对民主德国这种将发展国家关系和继续意识形态对抗并举的政策，中国感到很疑惑，并将中国代表参加民主德国体育协会三大被逐事件看成是民主德国“新的流氓手段”(邀我去，骂我一顿。同时接受我的祝贺，欺骗观众)。[12]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民主德国是“打一拳，一拳打过了，再同你握手”，“既然要巩固双边关系，为何要公开指责呢？你们的意图究竟是什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