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4-0001-07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海外托派和中国托派在革命与专政时代都处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受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在稍微了解托派和中国托派的人的印象中，它也一直是个被赋予了贬义的政治名词。总的来讲，自1952年12月的镇压之后，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被一网打尽，从此销声匿迹。因此，中国大陆许多人恐怕对这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名词”并不熟悉，甚至一点儿也不了解。然而，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不能不了解有关托派的历史知识的。否则，就会对与之有关的人物(如陈独秀、刘仁静等)和事件(如王实味事件、湖西肃反等)缺乏全面的认识掌握。 一、中国托派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1]1-2。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十月革命后的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直到列宁病逝之前，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2]！据现在解密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档案看，列宁弥留之际，正值苏共十二大召开的关键时刻。列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了，所以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据速记列宁口述的秘书福季耶娃透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准备了一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反对斯大林的炸弹。”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2]。 尽管有列宁的“政治遗嘱”力挺托洛茨基，但最后他还是在与斯大林的权力角逐中失败了。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除了权力斗争，两人之间的分歧还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当游行队伍经过检阅台前时，队伍里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帜，并高呼“革命的中国青年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这一突发事件使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公开化，最后以托洛茨基集团彻底失败而告终。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7年1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等开除出党；1929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凶手杀害。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在苏联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这些被遣送回国的人出国前都是中共党内的干部，有的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比如梁干乔出国前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区芳曾任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史唐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宋逢春曾任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被遣送回国的时候正值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共党内组织呈混乱状态之际。因此，他们大都被继续留在党内，并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由于政见与遭遇相同，私底下便开始酝酿成立托派组织。 1928年12月，这些人终于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由史唐任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其他人各负责华南、华北、江浙等区，并在武汉、香港、广州、北京、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年4月，为了宣传托洛茨基的思想主张，“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因此这一组织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