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

作 者:

作者简介:
罗平汉(1963- ),男,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改变了以往的战略与战术,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之理论鼓舞士气,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中共临时中央却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出现严重错误,“两个拳头打人”、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未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丧失了反“围剿”的有利时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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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2)04-0036-17

      从1930年底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参加“围剿”的兵力逐次增加,从第一次“围剿”时的10万人增加到第五次“围剿”时的50万人。前四次“围剿”均被红军打破,然而,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却未能取得成功,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史上有名的长征。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不论战略还是战术都严重脱离实际,加之国共两党的力量(包括兵力和物质资源)对比悬殊,蒋介石又吸取了以往“围剿”失败的教训而改变了战略战术,由此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与战术的转变

      1、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由于此前连续四次对中央苏区进行的“围剿”战争无一成功,蒋介石在懊恼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1933年4月,第四次“围剿”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就在南昌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4月23日他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时说:“现在一切斗争的力量,都是由组织而来,一切斗争的胜败,也都看双方组织的能力如何来决定,赤匪党和匪军以及匪区民众,都有比较严密的组织,这一点我们不及他,所以用这么多军队剿了许多日子还不能剿灭他。今后要剿清他,一定先要能发挥我们组织的力量,要使我们的组织比赤匪严密普遍而完善,然后才可战胜并剿清他!”①

      4月25日,蒋介石在南昌科学馆又对各军长官与参谋人员说:“我们现在和土匪打仗,最要紧的,第一是组织,就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励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的胜利。大概土匪在这几点,还要比我们长。”他还对上述几个方面国共的短长作了具体分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政治的组织和民众的组织,都很严密,“尤其是民众的组织,我们最不及他”,强调今后“最应努力的,就是民众的组织”②。

      蒋介石看到了宣传工作的重要,认为“这是非常紧要的一种精神上的战争,也就是战斗精神之所由生”,而共产党的宣传“实胜过”国民党。虽然国民党也做了宣传工作,“但是太空洞,实效太少,士兵对于主义,谈不上什么信仰,因此战斗的精神强不起来,而民众也往往对于军队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历年的剿匪,往往要遭无谓的伤亡,受无谓的损失。所以对于宣传上缺点的补救,真是刻不容缓”③。在军纪方面,红军“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除有计划的暴动以外,无论官兵,纪律也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不致十分骚扰”,而国民党军“则对于民众以国家的军队自骄,往往有侵扰的事,且作战也常常不肯牺牲而有趑趄不前的现象,这因为监督的方法不如土匪来得严,而各种赏罚令或因事实的障碍,或为繁琐不切实用,多半未能实行”④。

      蒋介石知道,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失败,除了战略战术的问题外,与其军队士气低下亦不无关系。他说:“关于剿赤的工作,决不是兵力多少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兵力一向要比赤匪大几倍,最大问题全在心理作用。”“剿匪的工作,不是单靠军队可以成功,必须要靠决心和精神,尤要先来攻自己的心,才能攻破敌人的心,才可以拿我们的精神,得到真正的胜利。”⑤

      由于意识到在反共战争中政治问题远比军事问题重要,因此,在第五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过程中,蒋介石的基本政策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个口号本是政学系分子杨永泰提出的,被蒋介石所采纳,他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时,就提出要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一面用军事力量进攻红军,一面用政治手段摧毁苏区。这一方针在第五次“围剿”中得到充分运用。

      何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更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更变,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壁垒。”⑥

      1933年6月,蒋介石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专门对“七分政治”中的“政治”作了具体阐释:第一,推进政治工作,要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要使军队所到的地方,其政治、社会、教育、甚至产业,统统要军事化。第二,要推进“匪区”的政治工作,党政军一定要整个相辅为用,通力合作,一切工作尤其要集中,党政军一定要有个统一的机关。第三,就是在“剿匪”区域的党部一定要秘密化。以后在“匪区”所有的党部,都要秘密工作。第四,加强对“匪区”的宣传,“利用一般投诚的匪共官兵来宣传,效力或者格外要大”。第五,办理保甲和团队,用民众的力量“剿共”。“以后办铲共义勇队、壮丁队,或其它地方团队,也一定要自己军队里派人来监督指导”;军队一方面要切实负起监督辅导的责任,一方面要供给枪弹。第六,注意发展“匪区”的教育。“在经过赤匪蹂躏的区域,最紧要只有两件事:一件就是经济的复兴,一件就是教育的发展;前者是要安定人民的生活,以救活他们的身体,后者是要感化人民的心理,并增加其紧要的常识,以救转他们的精神”⑦。

      在实际的操作中,“七分政治”的政治还包括“复兴农村经济”,主要做法有:颁布《处理匪区土地、地租、田赋、债务办法》,规定1933年以前的地租可以蠲免,债务可以缓还,地主不得夺佃,使佃农有田可耕;设立农村合作指导员,指导农民参加合作社;颁布《农产品流通中减免税收和运费办法》,规定种子、农具免税,运输免费,以降低农产品运销成本;将各种苛捐杂税合并到田赋一项之中,推行“一税制”,试图减轻农民负担,等等。同时,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流亡、实施救济,以“感化人民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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