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因其能促进学者对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现状的理性思考与批判，因此有特殊的意义，为学界所重视。笔者效颦，试图对近三十年来——大致上相当于自改革开放以来——宋代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略做回顾，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与专题讨论“理论”问题的高头讲章以及锐意推介域外新科利器的深瞻宏文不同，下文所述只是本人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形成的一些粗浅想法，借用数十年前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亦即只是一些“朴素”的思想。本文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在“理论”上有什么建树，而只是为了与像本人一样持“朴素”立场的同行们交流思想，以求识者指正。也因此，本文的讨论，试图尽量以浅近的语言介绍自己的一些理解；所谓的回顾，也不欲做广征博引式的归纳，只是在梳理学术史发展趋势时，略举在笔者看来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以为例证，予以说明。 一 学术史 宋代历史研究领域对理论方法认识的演进，主要与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首次获得平稳发展的机会。当时史坛学术队伍的组成，领军者多为成熟于1949年之前、复经五六十年代思想改造洗礼的老一辈学者，一大批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专业训练的中青年学者，则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在经过政治运动长期压抑之后，迸发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促使史学研究很快呈现繁荣景象。由于受教育背景、政治环境以及当时中外学术交流不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承续着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主流观念，宋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也就是，在史观方面，坚持此前学界归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著所得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过五个发展阶段的学说，认为宋代社会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理论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重视阶级对立立场与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社会结构分析中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等等。落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前期的一些中心议题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热捧，例如宋代在“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宋代产生，宋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民战争，宋初中央集权强化与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思想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等等。 例如，1980年中国大陆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两年后，提交这次年会的论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论文集中，仅专题讨论宋代阶级结构与土地制度的论文就有8篇，占全书31篇论文的四成，比例可谓高矣。邓广铭在论文集《前言》中指出：“论文所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占比重较大的，是论述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或专就宋代封建生产关系中的某个侧面进行了考察。”① 由周宝珠、陈振主编、出版于1985年的宋史领域的第一部断代史《简明宋史》，全书关于两宋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论述以及将阶级斗争视为认识宋代历史的主线的结构安排，就相当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理论立场②。 又如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谓那个时期宋史领域最主要研究成果之一的漆侠《宋代经济史》，作者在他的“代绪论”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全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也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经历了以封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阶段。”接下来，在征引了一段马克思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的论述后，指出：“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又具有它自己的民族的特点，而不同于其他各国。”③因此，作者关于宋代经济史的讨论，就是集中在它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呈现封建经济制度共同特征以及我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不同于其他各国的民族特点这样两条主线展开。分析《宋代经济史》全书的叙述，作者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以及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肌体中的异己性等等，这些在当时主流观点看来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本立场的内容，是一目了然的。 与此同时，也许可以归因于1949年后三十年持续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更多的学者，尽管当他们在偶尔对历史现象做抽象分析时，受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有表现，但是在主观上则开始更倾向于回避宏观理论分析的传统实证性研究，最为典型的就表现在对宋朝国家典章制度的研究中。分析这一时期关于宋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就可以发现，举凡涉及赵宋国家职官、科举、行政、法律、军事、赋役、货币制度等相关方面，都有大量实证性论著刊出④。前引邓广铭为1980年年会论文集所写前言中，就又提到论文集中有“论述宋王朝所制订的典章制度”以及“少数关于史事考证和史籍校勘”的内容。 出版于1983年的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可谓这一时期典章制度实证研究的典型⑤。虽然作者在书前《说明》中有“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构，而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点题，说明了他以阶级分析方法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立场，全书的章节编排与史事叙述，上编五章讨论兵种、编制与指挥系统，下编五章讨论募兵制、装备、通信、后勤、军费、军法与军政，则完全围绕着典章制度的实证阐释来展开，一无空言，基本不延伸做抽象分析。此外，这一时期所出版的宋史研究论著，不少是老一辈学者的旧作，如聂崇歧的《宋史丛考》⑥、陈乐素的《求是集》⑦等，更增强了求实学风的氛围。从80年代末起，当时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在徐规教授的推动下，开始执行《宋史》各志的补正计划，先后完成《职官志》、《选举志》与《食货志》的补正工作⑧，可以说是实证研究学风的集中体现。1989年，文科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在第5期刊出程溯洛考据专文《〈宋史·回鹘传〉补正》，可被视为当时学界氛围的导向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