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都习惯于把“文人士大夫”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是在特定时期创造、传承着社会主流文化的知识阶层。就社会经济、政治地位而言，“文人”与“士大夫”的确是同属于一个社会阶层，但就文化主体身份而言二者又存在着重要差异。所谓文化主体身份，指知识阶层对自身社会地位、责任、使命的自觉认同。文化主体身份决定着主流文化的性质、功能与走向。而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不同又常常导致文化主体身份的变化。这种文化主体身份的变化正是造成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历史演变最直接的因素。本文将探讨“文人”作为一种文化主体身份的历史生成、演变及其对文学观念之影响。 一“士大夫”与“文人” 在中国历史上，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在精神文化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贵族阶层，他们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又是文化的领导者。贵族的精神旨趣是这一时期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整个贵族文化的主体心理依据。这个阶层鲜明的身份意识、强烈的荣誉感以及对“文”的高度重视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时期，“文”基本上就是贵族教养的别名，既包含着关于礼乐仪式的各种知识，又包含着道德观念系统及其话语形态。贵族之为贵族而不同于庶人之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特权之外，主要就在于这个“文”之系统。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周代贵族对“文”的高度重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开了古代“文统”之先河。 春秋之末，随着贵族等级制的瓦解，文化领导权亦逐渐从贵族阶层转移到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大夫手中。于是士大夫文化渐渐取代贵族文化而成为主流。士大夫文化也并非一个不变的整体，事实上，它也呈现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春秋之末到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游士文化”阶段，其主体乃是那些或奔走游说，或授徒讲学的布衣之士，其思想上的代表便是诸子百家。到了秦汉之后，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士大夫文化”阶段。其主体是那些凭借读书而做官或可能做官的知识阶层，即“士大夫”。自汉代大一统之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可以简称为“读书做官机制”。凭借读书而跻身于官僚队伍的社会阶层，即所谓“士大夫”。尚未做官时他们是“耕读传家”的庶民；做官以后他们是“诗书传家”的“士族”或“仕族”，无论做官与否，读书都是这个社会阶层安身立命之本，而做官——最高追求是治国平天下——则是他们读书的目的。因此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型，具有巨大的社会差异，但从精神旨趣与价值取向来看，他们又是一个有着同一性的社会阶层。 “道”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而生、亦相随而亡的终极价值范畴，是这个社会阶层精神旨趣的标志①。在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系统中最高价值范畴是“德”而不是“道”。原因不难理解：在“道”这一概念中暗含着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意识，是他们抗衡君权之主体精神的象征。士大夫文化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体系的，因此需要一个“终极价值范畴”来作为标志和合法性依据，其根本功能是用来规范和引导“势”，即君权的。贵族阶层既掌握着政权，又掌控着文化，故而不需要创造一个与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终极价值范畴出来。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原有价值秩序被打破，以诸子百家为思想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来为社会“立法”，从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宏伟目标，这就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范畴来为自身确立合法性。于是对“道”的推崇与捍卫就构成了士大夫精神旨趣的基本维度。从孟子开始，士大夫阶层便有了“道统”意识，一直到明清之时，“道”始终是这个古代知识阶层高扬的精神旗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文学艺术观念也主要是围绕这个“道”展开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然而士大夫阶层毕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是知识人，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决非仅仅限于狭隘的政治领域。特别是东汉以后，这个阶层渐渐着力于拓展一些新的精神活动场域，诸如诗词歌赋、棋琴书画之类。在这些新的场域中渐渐形成了等级秩序与评价系统，并最终为这个阶层乃至其他社会阶层所认可。于是士大夫阶层就获得了新的身份性标志——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方面的技能与修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阶层除了“道的承担者”(圣贤与君子)、“社会管理者”(官)、“社会教化者”(师)这些固有身份诉求之外，又增加了一重新的身份维度——“文人”。所谓“文人”就是有文才与文采之人，亦即诗词歌赋、棋琴书画样样精通之人。在今天看来“文人”就是文学家兼艺术家。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下：龚鹏程先生的大著《中国文人阶层史论》对中国古代文人诸特征有过十分精到的阐述，常能发前人所未发，颇可发人之思。然对于“文人”的身份定位，则似仍有可斟酌处。其云：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人阶级起于士阶级之分化，而其确立为一独立之阶层，具有与其他阶层不同且足以辨识之征象(不但与庶民不同，也与其他由士分化出来的阶层不一样)，则在东汉中晚期。② 据我的考察，将“文人”的出现确定在“东汉的中晚期”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文人”是否真的是一个“独立之阶层”？在我看来，把“文人”理解为士大夫阶层所衍生出的一重新的身份似乎更恰当些，理由有三：一是“读书做官”是士大夫阶层的基本特点，“文人”并未失去这一特点，所以“文人”应归属于士大夫阶层而非另一独立之阶层；二是“文人”身份主要是从精神方面的能力来确证的，并非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来区分的，故而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三是倘若视“文人”为一独立之阶层，则许多历史人物的身份就难以定位了，例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一干人，都是集政治家、学问家、文人于一身的人物，很难说他们应为“文人阶层”。作为有知识、有文化修养的官僚或官僚后备军，士大夫往往拥有多重身份：未仕时是书生，既仕后为官吏，致仕后为乡绅；安邦定国、辅君牧民时为政治家，传注经籍、著书立说时是学问家，吟咏情性、雕琢文章时则是“文人”。在同一个人身上，各种身份往往可以并行不悖。以欧阳修为例，他作为谏官或参知政事参与朝政之时，是政治家或社会管理者身份；作为《诗本义》和《易童子问》的作者，他是经学家或学问家；而作为吟咏个人情怀的诗人与词人，他则是文人。这几种身份集于一身，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士大夫能否获得“文人”身份主要不是靠社会地位的差异，而是靠兴趣爱好与天分。例如被欧阳修称为“峭直无文”的包拯，是位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家，但却不是文人，因为他缺乏作为文人必须的才情。即使是同一个人，当其仕途畅达时，政治家的身份就常常居于主导地位；而当其仕途坎坷之时则往往“文人”身份居于主导位置。故而把“文人”定位为士大夫的一种新的“身份”而非独立的“阶层”似乎更合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