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研究历来强调扎实的材料和细致的描写，这个传统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汉语史研究不限于此，还应该以揭示语言规律为己任。这就是说，汉语史研究还要解释语言现象背后的成因，探寻语言的一般规律。这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创新。目前，在理论指导这一问题上，比较明显的偏差有三类：第一，研究成果多为材料堆积，缺乏理论的概括与升华。第二，不重视语言事实的挖掘，对语言材料的理解不够深入，甚至一味地以西方语言学理论驾驭汉语事实。第三，虽然有材料，也有理论，但是材料与理论缺少有机联系，生搬硬套。对此，学界有过讨论，不一一论列。在这种学术语境下，我们认为当下汉语史研究应该更关注历时类型学研究和汉语史研究的信息化问题。由于历时类型学牵涉的面很广，难以驾驭，也难以深入，而目前学界汉译佛典语言研究又很流行，进行历时类型学研究的空间也很大，因此，我们以汉译佛典语言的类型学研究为例，作为“麻雀”剖析。 一、汉译佛典语言的类型学研究 我国的佛教典籍非常丰富，大体上有汉译、藏译和傣译三个系统，学界比较关注的是汉译佛典。目前，汉译佛典语言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总的倾向：一是收集用例，归纳性地阐明语义；二是停留在与佛典以外的文献（主要是中土文献）相类似用法的比较，没有充分表明汉译佛典的特征。其实，汉译佛典是翻译的文献，我们可以把它同与之相关的各种语言，如梵语、巴利语、藏语等文献进行类型学比较，或是把不同译者翻译的佛典（同经异译）进行对比，从而发现汉译佛典中一些特殊的词汇、语法现象。汉译佛典之所以能进行类型学的比较，是因为佛教传播地域广泛，佛典异本多，语言丰富，具有可比性。季羡林认为：“原始佛教采取了放任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它不允许利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另一方面，也不把佛所利用的语言摩揭陀语神圣化，使它升为经堂语而定于一尊。他允许比丘们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宣传佛教教义。这对于接近群众、深入群众有很大的好处。据我看，佛教初起时之所以能在人民群众中有那样大的力量，能够传播得那样快，是与它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后来佛典异本很多，语言很杂，不像婆罗门教那样能基本上保持圣典的统一和纯洁，这也是与放任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① 佛教的这种语言倾向随着它的传播遍布世界各地。佛教向外传播有南传与北传两条线路。北传一条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一条传入我国西藏，再到蒙古、苏联等地。南传遍布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北传佛教经典大多是经由中亚诸民族的文字以及后来印度的梵文翻译为汉文和藏文的，而我国东汉、魏晋的汉译佛典大多由中亚的语言文字翻译而来，远早于梵语写本。梵语既属于印度阿利安语，也属于印度欧洲语系（英语、德语、拉丁语）之一种，古代印度的重要文化都用梵文写成。特别是佛教的大乘经论，所谓一万七千部（或六千卷）汉译佛典大都是从梵文原典翻译而来。 南传佛教经典大多用巴利文写成。巴利语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和梵语有着亲属关系，它是原始佛教的神圣语言，南传佛教典籍通过它而保存下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我国云南傣族的音译巴利佛典，大多一方面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字母拼写佛典，同时也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因此，除了音译的巴利佛典外，还有意译的佛典。我们可以以汉译佛典为中心，参照藏译本、中亚各语言译本、巴利佛典、梵文佛典等，对汉译佛典中的一些语言现象进行类型学比较。 如，汉译佛典中既有“男女”一词，也有“女男”一词，“女男”用例明显少于“男女”，“女男”以唐宋时期为多。玄奘译经以“男女”为常，但也有“女男”，义净译经只有“女男”，没有“男女”，玄奘、义净（《梵语千字文》作者）是通晓梵文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言现象呢？我们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个人的翻译风格使然；二是为了忠实梵文原典的语言。 但为什么最终还是以“男女”为常呢？这很有可能与并列式词语词序确定的原则有关。汉语并列式词语词序确定的原则一般认为与调序有关。除属同一声调外，其排列大致以平上去入为序。这可以从发音的生理要求上来解释。人们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本能的要求，在不影响表达思想的前提下，发音尽可能省力一点。平声发音最省力，上去次之，入声最费力。因此，两个字连起来发音的时候，省力的声音在前，费力的声音在后，就是顺口省力，反之费力。“男”《广韵》平声，“女”《广韵》上声。按照调序原则，“男女”组合为正常搭配。汉语并列式词语词序确定的又一原则一般认为与意义有关，即把用来指称好、大、重要、习用一类事物的词语放在前面，把用来指称坏、小、次要、罕见义一类事物的词语放在后面。按照中国传统男尊女卑的封建习俗，一般用“男女”组合。具体到汉译佛典的“男女”一词，我们认为还与梵文的音节数有关，音节多的置后。“男”梵文一般转写为nara
，“女”转写为duhit
，从音节数看，“男”少于“女”。 再如，通过语言比较，对汉译佛典的一些现象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已”的认识就是这样。蒋绍愚认为：“在佛典译文中用‘已’（‘
’）来翻译梵文的绝对分词之后，‘已’的性质就起了变化，它产生了一种新的语法功能：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换句话说，就是产生了‘
’。这种功能是原来汉语所没有的，是受梵文的影响而产生的。”②通过汉语的“已”与梵文“tvā”的比较，就发现这种“已”大多数与梵语的绝对分词相对应。这种类型学的比较尽管前景广阔，但是困难重重，最大原因就是佛典所涉及的这些语言大都时代久远，有的甚至已近消亡，学习起来非常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