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元代汉语正音基础的不同观点 王力（1980：37—38）认为，北京作为首都，其政治影响决定了北京语音自元代至今六百年来一直是汉语的“正音”。 李新魁（1962）提出，元代的共同语音是洛阳音。他后来进一步论证，从东周开始，直到明清，洛阳一带的语音，即“中原之音”、“河洛之音”，就一直是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而北京音迟至清中叶以后才逐渐上升为“正音”（李新魁1980）。 杨耐思（1981）指出，元代共同语音通行于北方广大地区。他认为不能指出特定的地点。 1.2 明代官话为江淮/南京方言说 最早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是江淮方言”这一观点提供语言本体证据的，可能是远藤光晓（1984）。该文指出，在朝鲜学汉语课本《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谚文注音“右侧音”中有两种入声，以元音不同互补分布，其初应为一类入声。他由此推测，在中国的明代，属于下江官活（即江淮方言）的南京话可能占有标准音的地位。 鲁国尧（1985）举出了一个文史方面的证据。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Ricci，1552-1610）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何高济等中译，中华书局1983）中有一则记载：1600年，传教士们跟随一名太监从南京赴北京，中途那个太监与他们分手，送给他们一个口齿清楚的男孩，这个男孩能教给不熟悉中国话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Pantoja，1571-1618）以“纯粹的南京话”（《札记》391页）。鲁文据此提出，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话或许即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 杨福绵（1995）赞同鲁国尧（1985）的推断。他发现，《札记》中利玛窦最初用意大利文写的这一段，是说那个男孩可以教给传教士“地道的中国话”，是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Trigault，1577-1629）在把利氏的手稿翻译成拉丁文时，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杨福绵认为，这表明“纯粹的南京话”等于“地道的中国话”，即标准的中国官话。 张卫东（1991）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语言本体方面，他拿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与现代江淮方言作比较，认为《西儒耳目资》的音系与江淮方言接近。文史方面，他用威妥玛（T.F.Wade，1818-1895）《语言自迩集》（以下简称《自迩集》，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材料。威氏说：在19世纪40年代，“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写作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而“南方官话”以“南京官话”为代表（《自迩集》14页）。张卫东（1998b）据此判断，直至清代后叶，南京话仍然是官话的标准，并把北京话取代南京话、获得官话标准音地位的时间定在1850年前后。 鲁国尧（2007）找到了新的证据。西班牙传教士瓦罗（即万济国，F.Varo，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17世纪后叶编撰，1703年出版，以下简称《华语》。姚小平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使用罗马字拼音记录清初的汉语官话音，他极力推崇“南京话”，声称“我们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华语》181页）。鲁国尧（2007）根据这一材料，进一步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铁证如山”；他同时把南京话为官话基础方言的时代从原来说的明代改到了明末，实际上包括清初。 何九盈（2007）引用许明龙（2004）的材料也为此观点提供了支持。旅法中国人黄嘉略（1679-1716）于18世纪初在法国编写了《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提到“最佳的官话发音是南京”（许明龙2004：150）。不过何九盈本人的观点近于王力（1957），认为近代官话在性质上是北京音。 1.3 “南京方言说”的反对意见 麦耘（1991）不同意鲁国尧（1985）的观点。他认为，汉语的通语从中古到近代都分南北两支，“汉语从很早开始就有了共同语音（或‘准共同语音’）性质的‘通语’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长期内似乎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统一的共同语音。汉语通语音系的基础方音照例总是某种北方方音（譬如说洛阳音），这一音系传播到南方，很早就在长江下游地区（有很长时间是以南京为主要支撑点）形成独特的地域性分支。这个地区一向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使得在这里形成的通语音系的地域性分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以致于能同通语的基础方音分庭抗礼；当通语的基础方音已经发展，这个地域分支仍保守旧音，从而往往被文人学者视为正统语音。早在南北朝时已是如此，所以《颜氏家训·音辞篇》对语音‘榷而量之’，还把金陵摆在洛下的前头。这种情况直到近代后期，便形成本文所说的共同语音分为南北两支。”文章的一个注释说：“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材料，推断明代官话以南京音为基础方音。然而各种材料表明，明代官话是以‘中原雅音’为标准的，而与南京话所属的江淮方言有相当距离。倒不如认为当时南京士宦所使用的语音（不是南京方音）是共同语南支的标准音，是保守的正统读书音。” 耿振生（2007）从另一个出发点反对“南京标准音”之说。他的观点与杨耐思（1981）相近，认为近代官话的基础方言就是整个北方话，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音，全国各地的官话都是不统一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