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引言 在多元文化对话频繁、翻译活动风生水起的今天，复译在译界日益备受关注。毋庸讳言，复译版本中，固不乏鱼目混珠者，然必须承认，呈现在我们面前更多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复译佳作。复译提法最早源起鲁迅先生，而最先为复译正名的也正是这位中国文学泰斗和翻译大师，他于1935年执笔专论“非有复译不可”，提出了复译“非有不可”的必要性，即“击退乱译”和提高整个新文学的水平（陈福康，2009：260），由此复译中隐含的伦理问题悄然浮出水面。安东尼·皮姆（Antony Pym）在《译者》2001年第2期专刊“回归伦理”（The Return to Eth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的导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回归至对诸伦理问题的探索。复译，作为广受关注的翻译活动，在应对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时，伦理的发声亦至关重要。（Lezra，2008：305） 纵观中西方学者对于伦理及伦理学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伦理”既是行为规范，亦是指导行为的方法。在西方，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苏格拉底重视灵魂的修养与行为规范，柏拉图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就是伦理的规定，托马斯·阿奎（St.Tohmas Aquinas）则强调善始终是人的目的，一切现有的都是善，世界表现为一种实体性的伦理秩序。以上哲学家都重视伦理的规范性，而休谟明确提出了应用伦理学的概念，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行为规则与行为秩序得以实现，伦理的方法性得到了认同。在中国，“伦”、“理”二字早有丰富的涵义，首次连用于音乐当中，“乐者，通伦理者也”；而后逐渐发展成规范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彭萍，2008：44）近代，日本人借鉴汉语将“ethics”译成“伦理”，沿用至今，涵义为人际关系的规律与规范。蔡元培则在其《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明确指出伦理是对社会现象的观察、研究和组织而成的学说，而后为实行道德之标准，由此可见伦理的规范性。（蔡元培，2007：1）黄建中则视伦理为人群关系中规定行为之道德，而伦理学则是观察事象，探求法则，衡量价值，穷究理想上至善至鹄，而示之以达之之方（转引自陈福康，2009：44）；1917年前后，毛泽东则在读了不少哲学、伦理学书籍之后，阐发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之见。（转引自金冲及，2004：28）综上，伦理是规范与方法的统一体得到佐证。 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译者为满足具有伦理目的性的不同翻译目的而展开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活动必然会创造出价值迥异的翻译结果（王大智，2009：63），也就是说翻译活动不仅包括行为和实施行为的主体，还包括行为的结果。本文将从伦理的规范性与方法性出发，对复译行为、复译主体及复译结果的伦理内涵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2.0 复译行为：经济为先 复译行为是指针对同一文本，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推出不同的译本的行为，即共时和历时两种，前者指同一原著在同一时期有多个译本，如2008年《沉思录》集中推出18个译本，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译者；后者则指同一原著不同时期的不同译本，如《红楼梦》仅就全译本来说，从1920年至今就有10余个版本，涉及多种语言，多国译者，这在翻译实践中屡见不鲜，相关的研究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局面。尤其当人们在年幼时期对某些重要的概念形成的看法，由于知识的增长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时，复译等行为就继而发生。（Lezra，2008：302）一方面，复译行为使文本的生命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言中获得延伸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纷纷涌向复译，似乎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碍翻译研究的发展，所以，对待复译行为不得不考虑“经济”。 “经济”在中国古代有“经纶济世”的意义，文能安邦，武能御敌，是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后来运用在生产生活中就有了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要的成果的内涵；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经济就是人类以外部自然界为对象，为了创造满足我们需要所必需的物质环境而不是追求享受所采取的行为的总和。由此可见，社会活动中的“经济”既包括满足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环境，也包括了实现目标所要采取的方法，即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经济”进入语言研究领域，主要归功于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为了“优化”语言，他在1965年就创立了语言经济学，并认为经济学与语言的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赫志欣、周锰珍，2009：7），复译作为优化语言的形式之一，“经济”尤为重要，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不同的人类需要及多元的人类期待也呼唤通过“经济”的方式来获得满足，故复译行为的“经济”一方面作为规范指多次翻译是为了达到满足多元的人类需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指为了达到此目标采取的方法是尽可能少地消耗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