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经过20世纪较长时期的断裂后，于70年代末开始复苏。从复苏到20世纪末20余年的时间，训诂学在较好的学术环境下发展，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清理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明确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目标，已经渐趋成熟。进入21世纪后，训诂学正是在这个起点上向前发展的。 训诂学是解释中国古代文献的应用学科。20世纪初，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的最大功绩，是在乾嘉学者学术的基础上，发掘古代训诂材料与训诂工作中的理论因素，为古人立言，创建了能够为现代学人接受并继续发展的学术体系。章黄之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又一代继承人，对训诂学的复苏继续作出巨大贡献，他们把已经失落的训诂学顺利地引进高校课堂，把对训诂学一无所知的后学者带入门内，组织了训诂学的教学队伍。30年来，训诂学一方面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不断提高自己的应用价值，寻找自己现代化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在多元、创新的环境下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力图为现代学术作出更多的贡献。 30年来，关于训诂学在现代学术中如何定位，有三种互相补充但方向不同的意见。 一、作为文献学工具学科的应用训诂学 20世纪50年代，陆宗达先生在《训诂浅谈》中就已经阐明了训诂在解释古代文献上的多角度综合性。在21世纪初期引发的关于训诂学性质的争论中，特别强调训诂学在应用中的综合性的论著很多。几乎所有训诂学的教材，都是在这个观点下编写的。例如，近5年出版的训诂学教材——郭芹纳的《训诂学》[1]、方一新的《训诂学概论》[2]、王宁主编的《训诂学》[3]……都是沿着综合应用的路子编写的。 应用训诂学是从文献释读的资料出发，应用于古籍阅读与整理、古代文化阐释、中学文言文教学、辞书释义等多个领域的。自训诂学在高等学校作为一门课程恢复，同时又成为中文、中医、新闻等几个专业自学考试本科选修课以来，在普及层面对它的关注拓宽，推动了提高层面的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文化学、史源学、新考据学、古文字学，都必须运用训诂学的资源和方法。几部大型辞书的修订，特别是与古代文献息息相关的《辞源》的修订，离开训诂学是难以达到修订目的的。这些都说明训诂学在当前发展的生命力。 二、进入语言学领域的训诂学 王力先生在《新训诂学》①一文中提出训诂学应改造成汉语史。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有这个观点的学者很多。将训诂学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结合，也是将训诂学纳入历史语言学范畴的表现。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很多资源取材于训诂；宋永培在四川大学指导的一系列古代文献同义词的研究，都是运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和资源进行历史词汇语义研究的。 21世纪以来，王宁明确提出，训诂学在语言学领域里，在发展其理论传统、开掘其潜理论的前提下，应当与汉语词汇语义学接轨。她提出了“基于训诂学的汉语词汇语义学”的命题，并在此命题下开设了专题课。 从训诂学中发展出汉语词源学的分支，是30年来训诂学学科发展的一个亮点。很多从传统训诂学中吸取营养同时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词源学专著的出版，推动了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如张博、孟蓬生、黄易青的词源学专著，发掘出很多词源学的理论。对中国词源学史上的著名著作《释名》《白虎通》等的研究，也产出了很多成果。 张永言《训诂学简论》[4]认为，“按照近代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可以说是语言学（philology）的一个部门”，明确提出训诂学在学科体系上的地位。王宁称进入语言学的这种训诂学为“理论训诂学”，以与综合应用的训诂学有所区别。② 应用训诂学与理论训诂学都是训诂学本体的研究，理论训诂学是从应用训诂学中提升的结果，理论训诂学的发展，又丰富了应用训诂学，使应用训诂学更富于理性化，也更易于为现代学者特别是初学者所接受。 三、向解释学发展的训诂学 20世纪80年代，申小龙在《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中的训诂学思想》一文中介绍了张世禄先生的看法：“张世禄明确指出，中国训诂学的性质，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并非纯粹的字义理论，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是读者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它与语义学是异质的。”[5]何自然对解释学（hermeneutics）作了如下说明：阐释学又名解释学、诠释学或释义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6]。“在当代社会，释义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文艺批评理论出现的。”[7]2001年，汤一介通过对我国古代经典解释的历史梳理来讨论能否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他提出把中国古代三种不同的注释方法作为建立中国解释学的基础，其内容都与训诂学有关。[8]近年来，从解释学发展训诂学的学者中工作最勤的是周光庆。他除了对训诂学向解释学发展作出了宏观的论证外，还连续发表了《王弼的〈老子〉解释方法论》[9]《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10]《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11]《孟子“以意逆志”说考论》[12]《孔子创立的儒学解释学之核心精神》[13]等多篇文章。除周光庆外，杜敏的《训诂学与解释学之比较——兼及训诂学当代发展的途径》[14]，认为西方解释学与中国训诂学有共同的起因。在历史发展中，解释学于当代成为流行的哲学思潮，而训诂学却面临时代的挑战。二者的差异在于解释学更善于更新，不断扩大学科影响。因此，训诂学应不断更新观念，运用科学方法，走多向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一认识和实践，对训诂学向解释学发展是有代表性的。她的专著《赵岐、朱熹〈孟子〉注释的传意研究》[15]，从传意学角度对比了汉代、宋代两部不同的《孟子》注释的方法与效果，旨在探讨传意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属于解释学范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