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何以育德?

作 者:

作者简介:
杜时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回答了何以提出制度育德、何谓制度育德以及制度何以育德三个问题。面对经济与道德背离的时代难题,有必要超越传统的教育理论与德育理论,把落在传统教育学理论视野之外的制度纳入进来,把制度看作是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手段,甚至是教育的过程,倡导建构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人。制度育德有两种含义,即制度培育、促进社会道德与制度培育、发展个人道德,教育学关注的是通过学校制度来培养个人的道德或道德的个人。实现制度育德有三步曲:第一,“制度是教育资源”:彰显学校制度正向的多方面的育德功能;第二,“制度是教育过程”:确立优良学校制度的品质,对现行学校制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建构公平正义、民主平等、自由发展的学校教育制度,把制度建构活动变成教育过程;第三,“制度是生活方式”:把成文的制度规定与有组织的制度活动,通过内化与外化双向机制,变成稳定的制度化行为模式,化为学校制度生活,通过学校制度生活来培养学生品德。这三步曲也就是制度育德的三种机制。应该强调的是,倡导制度育德并不否定环境育德、榜样育德等其他德育模式。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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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00年,笔者就提出了“制度德育论”的理论构想,随后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制度德育的理论与实验研究”。经过多年的探索,现在有必要梳理制度德育论的基本思想,回答“制度何以育德”这一重要问题。

       一、何以提出制度育德?

       之所以提出制度育德,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经济与道德背离的时代难题的回应;二是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三是对教育学已有理论视野的拓展。①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一方面,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道德风气急剧下滑,利益冲突与阶层矛盾明显增加,腐败现象日益蔓延。人们的幸福感、满意度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反而呈下降之势。经济与道德的严重背离,成为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在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上,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借鉴(不是“国粹”派所鼓吹的“发扬光大”)。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哲学史、教育史、政治史,说到底是道德、教育、政治三位一体,相互为用。受此影响,我国开展道德建设的基本模式有二:

       一是全社会的道德标榜,最通常的就是表彰道德先进,树立道德榜样。在传统社会是举孝廉、树忠臣孝子、立贞节牌坊之类;在当今社会是评选道德模范,包装道德榜样,发动一个接一个向榜样学习的运动。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是世界上树榜样最多的国家。

       二是要求个人加强道德修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一直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从我做起”,其潜在逻辑就是,个人是道德行为的最终决定因素,只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了高尚的思想道德,那些不道德的现象就会自动消失。

       应该说,这两种模式都有合理性。前者有助于在全社会培植一种健康向上的道德风气,属于扬善之举;后者加大对个人的道德压力,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与道德修养,可能有助于社会成员提高自律水平。然而,这两种模式同时也存在严重缺陷,即仅把道德建设局限在道德的范围内,就事论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如果只是扬善而不惩恶,或者扬善大张旗鼓、惩恶蜻蜓点水,那都会造成“讲道德吃亏、不道德得利”,最终还是会走向甚至加剧社会的不道德或伪道德。如果只是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而不提供、不改善个人道德自主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环境,其结果仍然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以,我们遗憾地看到,这几十年来,尽管树了这么多的榜样,提了这么多的口号,发了这么多的文件,但社会道德风气并没有根本好转。这一方面说明了道德建设、道德教育本身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提示传统的道德建设思路存在缺陷与不足。

       联系到我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对这一历程进行制度主义的反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制度变革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与标志,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大的制度变革带来的是大的社会进步,小的制度变革带来的是小的社会进步,根本性社会制度的变革就是社会的根本进步。比如辛亥革命,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制度革命。辛亥革命是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取代了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因此才有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才有了随后思想文化的大解放,才有了男女平等、恋爱婚姻自由之类的新道德。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大到共产党的产生,小到男女同学,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仍然是以制度变革为突破口。农村的包产到户这一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农村的根本变化;城市里打破大锅饭,采用承包制,发展市场经济,带来了城市经济的活跃。受经济体制变革的影响,多劳多得、公平竞争、时间观念、效率意识等市场经济伦理才逐渐被国人接受。由此观之,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不全在道德之内,道德之外的力量或措施不可或缺。

       对制度育德的重要性,我国传统教育学理论注意不够,甚至没有引起注意。

       我国教育学理论的思想来源有三:一是我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与教育文化;二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三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在怎样培养学生品德这个问题上,三者各有侧重。我国传统教育理论强调榜样育德(含教师的以身作则)、环境陶冶和个人自我修养;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注重先进思想的引领与灌输,提倡集体主义道德;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倡导尊重儿童,主张根据儿童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来实施德育,追求德育的科学化。三者都没有注意到制度育德。

       以培养人、发展人、成全人为己任的教育学,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孤离地发展;具体的、生动的学校教育实践,也不可能与世隔绝。事实上,社会道德滑坡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素有“净土”之称的学校。这些年来,无论是学校集体的不道德,还是教育从业者个人的不道德,一次次地把学校教育推到风口浪尖。

       尽管这三十年来我国学校教育的主流是考试升学,道德教育被边缘化,但当代德育人仍在努力求索,试图破解经济与道德背反的时代难题。大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与探索价值的德育理念与德育模式,如活动德育、情感德育、整体德育、生活德育等,制度德育就是其中之一。提倡制度德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不是就道德论道德,而是站在道德之外来观道德、行道德、促道德。它把落在传统教育学理论视野之外的制度纳入进来,把制度看作是教育的资源、教育的手段,甚至是教育的过程,倡导建构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对传统教育理论和德育理论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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