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3-0073-05 笔者之所以著是文，主旨有二：其一，学界有关黄遵宪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文学[1]、史学[2]、教育[3]、哲学[4]等方面，经济方面少有触及，且主要是围绕《日本国志》展开分析，之外的文著、函电、笔谈、诗歌等资料几乎没有涉猎。其二，已有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见解，如郑海麟认为《日本国志》的经济思想包括：移民垦辟，群工众商以发展生产；改革租税制度以使国用富足；改革财政管理制度，以保证国家财政每年度收支平衡，资金周转做到“上下流通，无壅无积”；发放国债，作为财政收入的补救手段；改革货币制度；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5]。沈惠之文涉及重视工商及理财两点[6]。不过，二文都未能抓住黄遵宪经济思想中的有别于时代主流趋向、最有创新色彩的核心所在。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外交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黄遵宪经济思想中的时代创新之一是外交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外交为我国经济服务，在今天看来已成无争的“众所周知”，而在晚清则无疑是“与众不同”。黄遵宪由于其自身的驻节国外的阅历，方能“标新立异”。至于其创新内涵之体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力主对外交涉以保护国内经济 1883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商务纠纷：“上海美商拟用机器纺织绸缎，经沪关禁止，而美使杨越翰照会总署，指为违约。”“总署欲与外部论说，因饬查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若何情形。”[7]487时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于光绪八年十二月三十日(1883年2月7日)在回复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经济主张。 黄遵宪开宗明义指出：“伏查华商在此制洋鞋者约有数十家。(亦有东主是洋人者，然多华人自为之，惟制洋衣者，多系洋人为东。)制吕宋烟者约有百家，均系购买土货制造销售。他国不得而知，就美国而论，尚无禁他国商民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之例。伏念此事，在他国则可，在中国则不可；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7]487 接着黄遵宪从中外差异立论，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首先，西方国家有能力控制外来制造业的冲击，而中国则不然。“西人之于商务，考求日精。其业商者流，类皆能竭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故虽许外国商人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而本国商人各挟其雄资以相兢，断不至将利权拱手让人。华商富厚既不如西商，人而分门别户，各业其业，势如博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7]487。 其次，在税收自主方面中国亦不如西方。“泰西通例，凡外国商民，均归地方官管辖。商人有落地税，有牙帖税，官皆得而约束之。只有本国利权许本国人独占之事，断无本国商人反不如外人优待之理。今中外和约，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子口税等事，久听其纵横”[7]487。 再次，如若允准后果不堪收拾。“通商至今三十余年，外国之货入口侵灌，至今吾民失业者，既不知凡几！而西人贪欲不已，乃更欲操中国货物之权利。然使仿照中国之法，以手艺制物，则中国商民，工贱耐劳，犹可以争。兹欲以机器制造织绸缎之不已，将进而缝衣裳；缝衣裳之不已，将进而制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总署坚持不许，所以为吾华吾民计者，至深远矣”[7]487。 至于交涉的策略，黄遵宪认为应以不许机器制造为重点。“现以此事商之外部，骤谓中国不许外人购土货制物在本地销售，则似与通商通例有所未符，彼必以为逆耳之言，而反訾议。展转筹思，虑难启口。惟所幸中美条约并未载及，即美使所引法、比等约，所载准其工作等字，自不能指机器。引此为解，此节尽甚可据以相争。以□□愚虑，末便举行之，实况所及，似宜专以不许机器制土货为词，缕陈情况，专与言情，或易动听”[7]487-488。 最后，黄遵宪强调坚持抗争的期望：“总之要之，今日通商专尚势力，势均力敌，则口舌易于收效。然势力即有所不适，事关于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即令被辈合而谋我，吾终竟坚持不许，彼亦无如我何。盖今日局面亦断不至以商务而失和也，是在坚持定见而已。”“尝读海关输出入册，见中国溢出金银，岁近二千万。常谓必须以国全力保持商务，而后乃能国不患贫。平生志愿，区区在斯。宪台深思熟筹，与总署及各公使妥商，分期阻断，大局幸甚”[7]488。 通过以上黄遵宪反对美国资本在华机器生产一事可知，其借助外交保护国内经济的诉求，彰显无遗。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黄遵宪反对外国在华机器生产，就地销售，却并不反对国际贸易，相反，他认为国家间通商有益无害。正如光绪六年八月(1880年7月)他在《朝鲜策略》中所言：“我亚西亚居天地正带，物产甚富。中国自唐宋以来，设市舶司，与人通商，所用金钱，皆从外国输入，数百年来，不可胜数。至于近日，金钱稍有流出，则以食鸦片之故也。日本受通商之害，则以易洋服、用洋货之故也。苟使不食洋药，不用洋货，则通商皆有利无害。朝鲜一国虽曰贫瘠，然其地产金银、产稻麦、产牛皮，物产固未尝不饶。吾稽去岁与日本通商之数，输入之货值六十二万，输出之货值六十八万，是岁得七八万矣。苟使善为经营，稍稍拓充，于百姓似可得利，而关税所入，又可稍补国用。此又自强之基也。”[7]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