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农学理论五大流派刍议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卫东(1972-),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众多学术派别及其代表人物提出了多种农学理论。由于视角和立场不同,各个学派的农学理论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流派。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理论,强调政府指导下的科学种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农业生产;商鞅学派鼓吹农战思想,通过奖励耕战来实现富国强兵;孟轲的“制民之产”理论,强调维护小农经济,保障小农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管仲学派主张五谷桑麻六畜并举,重视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吕氏春秋》全面吸收先秦农业科技成果,提出了体系完整的传统农学理论,体现了集大成的特色。不同特色农学流派的并存与发展,把战国农学理论推向了一个高峰。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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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4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3-0135-06

      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列国无不为了富国强兵而致力于发展耕战,并自觉展开社会改革,为农业生产力开辟道路。在这种背景下,以铁制农具、牛耕、大型水利工程、精耕细作、多粪肥田等为标志的先进农业科技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社会改革的成功、农业科技的进步、富国强兵的需求和百家争鸣的出现,促使战国农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农家学派开始形成,并成为战国“九流十家”之一。农学著作犹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儒、墨、法、道、阴阳、杂家等诸多学派,也无不在西周以来传统重农思想的基础上,引入重视农业科技的内容,提出了丰富的农学理论。由于视角和立场的不同,各个学派的农学理论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农学理论流派。探讨战国农学不同流派的学术主张及其各自的特色,对深入认识战国农学理论是不无益处的。

      一、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理论

      李悝是战国初期三晋法家的代表人物,《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法家中著录《李子》三十二篇,为李悝所作。

      李悝虽属法家,但其农学思想也很丰富,影响颇大。战国初年,李悝辅佐魏文侯,在“七雄”中率先实行变法。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为此,李悝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农学理论。

      李悝“尽地力之教”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采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耕地的单位亩产。《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因此,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耕地的亩产,对于国家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

      李悝认为,要落实“尽地力之教”,关键在于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即“治田勤谨”。所谓“治田勤谨”,就是要求农民种田一要“勤”,即勤于耕作;二要“谨”,即谨慎认真。为此,李悝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主张和措施:

      其一,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指导,大力推广科学种田。李悝运用农业立法,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据桓谭《新论》载:“魏三月上祀,农官读法,法曰:‘耒无十其羽,锄无泥其涂。春田如布平以直;夏田如鹜;秋田惕惕,如寇来不可测;冬田吴、越视。’”这一法令涉及春耕、锄草、收获等田间管理环节,具体而细致。其针对的对象,就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夫。另据《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古书,李悝还要求农民“必杂五谷,以备灾害;力耕数芸,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即是说:要根据作物抗灾能力的不同而杂种五谷,以免种植单一作物遇到某种灾害时难以补救;在耕作技术上要讲求深耕易耨,收获时要抓紧时间,以免因风灾而受到损失;同时要在住宅周围栽种桑树,划出园圃种植蔬菜,利用场边地头种植各种瓜果,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

      其二,加强国家的农政管理,督促、鼓励农民努力增产。李悝根据土地的不同品级,为农民规定了生产指标,“视上上之田收下下,女则有罚,下下之田收上上,女则有赏。”[1]通过制定农业法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三,减轻国家赋税,平抑粮价,保护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李悝曾为农户小家庭算过一笔账,“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2]一年到头,除了田租、口粮、日常消费外,一户小农家庭竟然要亏空四百五十钱。如果加上“不幸疾病死丧之费”以及商人在粮食买卖中的盘剥,农民就容易濒临破产,“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2],这正是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源所在。有鉴于此,李悝在变法的过程中,实行减轻赋税的政策,惩罚“上计”中税收超额的地方官。[3]另外,李悝还推行“平籴法”[2],丰年平价收购农民余粮,灾年平价出售储备粮食,防止投机商人利用年成的丰歉压低或抬高粮价,伤害农民的利益。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其特色是强化政府对农政管理的职能、推广科学种田、保护小农经济,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速发展农业生产。李悝的农学思想来源于实际,其措施得力,“行之魏国,国以富强”[2],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为强大的国家。

      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思想,对战国农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书·艺文志》说:“《神农》二十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可见,战国农家对李悝思想是有所继承的。李悝倡导的“治田勤谨”,实开战国中、后期“精耕细作”理论的先河。李悝的农业赏罚思想,为后来的商鞅学派所吸收,是秦国“农战”政策的思想渊源之一。而他的农、桑、园艺诸业并举思想,也被后来的管子学派继承并发挥。李悝的“尽地力之教”所具有的上述纲领的性质,为战国农学的发展,创立了基本的理论架构。

      二、商鞅学派“尽地力”的农战理论

      商鞅学派的农学思想,在李悝“尽地力之教”的科学种田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农战”学说,服务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标。

      《商君书·算地》说:“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鞅学派所说的“尽地力”,与李悝“尽地力之教”的科学种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成为秦国农业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睡虎地出土的云梦秦律,为我们提供了秦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生动范例。秦律中关于“铁器的供应与使用;粮食的贮藏条件与加工比率;耕牛的保护、饲养和繁殖;畜疫的检查与防治;农作物的播种数量、田间管理、灾异申报;以及山泽禁令之重申、农业节令之安排等,内容十分具体,要求相当严格”。[4]而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也反映了秦国在水利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等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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