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民族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30多年来，基于中华文化的同根性，两岸经济合作持续发展，成效显著。与此同时，由于两岸存在的社会文化隔阂，经济合作呈现波动曲折的复杂状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尽管ECFA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了相应的制度性保障，但在两岸社会文化层面没有得到有效融合情况下，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化，两岸经济摩擦与矛盾也将不断上升，进而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只有不断推进两岸文化融合与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两岸经济合作与和平发展才能健康持续向前推进。2005年开始的“两岸经贸论坛”自2007年始更名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把经贸合作与文化合作紧密联系起来，充分反映了经济与文化互动的重要性。本文将在分析中华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贡献的基础上，探讨推进两岸文化融合的路径，供商榷。 一、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从中华文化对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开始的。上个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的日本和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等“东亚新儒教”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促使了发展经济学派对中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索。较早从正面研究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是美国“大过渡理论”创立人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1979)，他在《日本的挑战》和《1979及其后的经济发展》两部著作中指出：美国将要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亚洲，美国没落的主要原因是价值系统，即清教伦理精神出了问题，而东亚经济的兴起则得益于中华儒教文化伦理的熏陶；并指出了现代儒教文化伦理对经济促进的内在因素。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华文化与东亚经济崛起的正相关关系成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课题。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quhar,1980)发表的《后儒家的挑战》、美国经济学家霍芙亨兹(Hofheinz,1981)和柯德尔(Calder,1981)发表的《亚洲之峰》、美国学者弗兰克·吉布尼发表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发表的《儒学的复兴》、美国华裔学者戴洪超发表的《东亚道路：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假说》、韩国学者金日坤发表的《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正面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对东亚经济快速兴起的推动作用。其中较全面、较具代表性的论点是韩国学者金日坤提出的“雁行工业化”传播理论，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性的生活能力、思想和价值观。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制度和带有特殊性的作为群体性生活能力的文化相互结合而实现的；东亚经济连动式发展具有三个特征：共同的发展战略，日本成为资本品供应基地和共同的儒家文化联系。经济发达的儒教文化与拥有相同文化的后进国家(地区)进行人和物的交流，通过引进、学习和消化吸收，把知识、经验、技术传播给后进的国家(地区)，后进国家(地区)又把学到的经验传播给更后进的儒家文化国家(地区)，从而形成一个连动式的雁行传播纽带，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认为，东亚经济快速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理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① 世界经济文化学派从对东亚经济发展变化的比较中看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上世纪70－80年代，东亚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也远远超过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曾经创造过的最高增长纪录，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优势尤为显著。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80年和1996－1997年，东亚地区的中国、新加坡、韩国、泰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6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平均为8.1％和6.5％，分别是同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平均3.1％、2.0％的2.6倍和3.3倍。特别是近20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让西方国家望尘莫及。②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更加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从而激起了世界政界、商界、学术界的关注，使得一大批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才能创造历史，人是文化创造的唯一主体，文化发展是人类文明创造的结晶，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发展的目标》一文中指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这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的不同文化的比较中看到。③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通过对50多年来主要霸权国家权力变化的分析认为：无形的权力资源即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它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信仰、民族精神、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产业等。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国家盛衰的重要力量。约瑟夫·奈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国在世界竞争中地位的重要标识，体现了当代国际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2003年日本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在其所著的《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一书中就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构建了一个分析模型。该模型由文化——制度、经济——技术两个子系统构成。这是因为资源投入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而文化(价值体系)是通过制度(规则)对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发生作用的。资源投入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资源禀赋和技术组成的生产力则以社会文化和制度为条件；社会文化因素主要通过制度模式和取向两种机制作用于经济系统。当一种制度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并与社会价值观相契合时，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反之则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阻碍经济的发展。尽管这个模型所涉及的因素无论是文化系统或经济系统都过于简单，但由于社会文化因素一般难以计量，该模型还是能够让人们从宏观层面上理解文化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基本框架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