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1—0011—06 布克哈特在其186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和男子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①一个世纪以后，布克哈特的观点遭到了质疑，琼·凯莉(Joan Kelly)就认为，文艺复兴在为男性创造了更多机会的同时，对妇女却有着负面影响。性别的含义是文化的产物，并不存在固定的边界，性别划分总是被不断的改造和强化。②虽然学界仍对妇女有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存在争议，但如果从妇女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来看，与中世纪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社会传统，都在不断建构和强化男性的公共空间和女性的私人空间这一概念：行会大厅、旅馆、主要街道和广场被看作是适合男性的领域，而妇女则被限定在住宅、本地社区、教区教堂以及修道院里，所有这些城市空间都具有私密、家庭和神圣的特征，这正是妇女被期望扮演的社会角色。③可见，城市空间的性别区分，事实上与两性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应，男性企图通过限制女性进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最终实现对女性的主导和控制。城市空间具有强烈的象征和道德寓意，它不但有助于界定性别角色，同时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两性、尤其是女性认同现存的两性地位和两性关系，并最终将外界强加的标准内化为自身行动的准则。因此，从根本上说，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程度，从中也可管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妇女，尤其是上层妇女的真实地位。 一 性别理论与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有关两性差异以及性别与空间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阿波洛尼亚的第奥根尼就认为“与男人相比，女人比较柔弱，如液体一样冷而粘湿，并且不具形体。”④亚里士多德亦认为：女性是不完全的男性，女性的身体就像是孩子的身体一样是不完整的，女性在本质上是虚弱的、冷的，因为她们缺少关键的热量。女性有相当大一部分血流出体外，即月经，月经也是女性身体冷的一个标志。月经类似于精液，但它是不完美的精液；男性则因为精液中的热能量经由血液进入了肉体，因而肉体比较热，不容易冻结，同时也使其肌肉更为坚硬。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女性只是容器，掌握胚胎的完全是男性。女性是被动的，男性是主动的。女人的性格中有某些自然的缺陷，女人在欲望上比男性更少节制，因为她们是更弱的性别。男人和女人虽然都有美德，但他们的气质不一样，男人表现为命令，女人表现为服从。⑤这种“体热说”将男性与热、强壮、主动联系在了一起，与之相对的是女性的冷、被动和软弱，由此人类被分成了两个等级，即男性比女性优越，女性只能服从于男性。身体的差异也导致了两性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同地位：女性的活动空间被局限在室内，因为阴暗的室内要比日光下的开放空间更适合她们的体质。⑥虽然雅典人推崇男性裸体，但妇女在屋内也会穿着长及膝盖的长衫，如果在街上，衣服将长至脚踝，这已为这一时期的大量艺术作品所证实。女性在各方面都劣于男性，只能臣服于男性的统治，这一观念在中世纪被进一步强化，6、7世纪的伊西道尔说：男性与女性分别是力量和脆弱的代名词。⑦基督教代表人物阿奎那也认为，女性的低劣不只是由夏娃被引诱而导致的一个结果，而是她天生就有的……女人在每一件事上都需要男人的帮助，因为她们在体质和智力上都是虚弱的。⑧女人是原罪，需要以沉默、顺从、朴实、善行和自守、圣洁来得救。这奠定了基督教会认为女人是弱者，是感性的，不具有理性，是性引诱者的基调。⑨在此基础上，基督教教义和世俗社会都坚持将贞洁视为女性最重要的美德，正如佛罗伦萨显贵和人文主义者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所阐述的：妻子们除了必须尽最大努力预防与其它男子有染外，甚至还应避免任何可能的闲言碎语。这种错误是对体面的最大玷污，它损害名誉、破坏团结、致使父亲身份混乱、家族蒙羞，同时在家族内部引发冲突和仇恨，最终将摧毁所有的亲属关系；她不配再被称作是一名已婚妇女，而应该是一名道德败坏娼妓，只配得到公开的羞辱。⑩基于女性的身体特征以及其贪婪、易受诱惑的劣根性，保护其贞洁的最好方式是将其隔离在诱惑之外，即将女性的活动空间与男性的隔离开来，这为城市空间的性别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意大利城市国家加强对私人领域进行干涉的结果。随着工商业大族对城市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应的、全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则。对两性角色以及两性关系的重新界定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在父权制的社会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事实上与男性对家庭和国家的控制是一脉相承的。限制女性进入城市空间，一方面可以确保女性的贞洁(这对富有家庭、贵族家庭尤其重要)，保护家庭的荣誉不受损害，还可以保证所生子嗣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可以限制妇女(主要是贵族妇女)参与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以此确保男性的统治权威不受挑战。比如威尼斯将限制妇女在城市空间中的出现作为一种促进稳定的方式；在佛罗伦萨，国家甚至对妇女的职业、财产和行为也进行了严格限定。 二 城市空间的性别化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贸易市场和主要的仪式空间。广场上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尤其是商业和政治活动，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威尼斯贵族。积极参与商业贸易，尤其是政治活动是贵族证明自己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他们的存在使广场成为了重要的男性空间。里亚托是威尼斯的商业中心，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空间，虽然在此也能发现大量的妇女存在，但贵族妇女却被排除之外。对贵族女性而言，里亚托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危险人物的场所，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里亚托周围的教区里聚集了许多的小酒馆，经常会出现醉酒辱骂和斗殴事件。妇女去那里的话将极易受到语言上和肉体上的攻击；(11)另一个是里亚托的道德危险。那里是借贷和银行活动的中心，而这些活动许多都会涉嫌高利贷。(12)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高利贷者都被描绘成特别卑劣和令人厌恶的人。里亚托同时也是妓女和皮条客的大本营，这进一步强化了该地区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恶名。由于这些原因，里亚托成了社会上层妇女的禁地(许多下层妇女迫于生计仍会在市场活动，但对上层妇女的要求无疑代表了社会的理想)，从而也更加强化了该空间的男性色彩。除了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以外，运河和街道同样也被用于城市的经济生活，许多大街还是庆典游行的必经之路，因此除了实用功能外，它们还展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形象。能否进入公共空间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男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威尼斯男性被禁止进入城市公共空间，那么他的声誉将随即遭到毁坏。例如1323年十人议会所做的一项判决，就是禁止贵族Angelo Trevisan、Michele Salamonhe和Marco Zane前往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进而又禁止他们使用主要的商业大街——马塞瑞阿(Merceria)，或者任何其它通往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的主要干道。这个判决虽然非比寻常，但却并非孤例。在大议会的法律中，对违法者的处罚就包括了对贵族是取消现任官职以及将来担任官职的资格，对非贵族则禁止其进入圣马可广场和里亚托。(13)大议会将禁止进入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剥夺贵族担任官职的特权并列，由此可见有权进入公共空间的重要性。禁止违法者进入圣马可、里亚托以及马塞瑞阿商业大街，就是以一种可见形式将他们排除在城市的政治权力中心和商业权力中心以外。圣马可广场、里亚托以及城市的街道和运河都是男性的活动空间，一旦被禁止进入这些空间，事实上也就剥夺了威尼斯男性的生计、荣誉以及男子汉气概。(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