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南朝的园林设计水平在历史上还远未达到基本成熟的水准，值得称道的只是那强烈的江南地域精神、觉醒了的栖居意识与对江南风物的喜好乃至癖好，并以栖居意识为核心。自栖居意识而言，亦如海德格尔所说：“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职，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①南朝园林所反映出的空间感正是这种鲜活的“我在这里”而不是“神在这里”、“皇上在这里”的个体栖居感。这种个体栖居感是通过强烈的江南地域精神具体展现出来的，在南朝那里，则是通过对陈设于园林空间的某些自然物的爱好甚至癖好展现出来的，比如对于“竹”的爱好。 从强烈的江南地域精神来看，到了魏晋时期，尤其是到了南朝之后，南北方在地理风物之上的差异才在中国文化史上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差异，随之也体现在园林领域。正如吴良镛先生说：“归根到底，建筑是地区的建筑。”②在我国的地理差异之中，既有南北差异，也有东西差异，至少从南北之间的差异来看，秦岭淮河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多是湿热的亚热带气候，一月平均气温在0℃以上，没有限制生物生长的死冬，即使是在冬季，大地也是一片郁郁葱葱；其年降水量也在800mm以上，即使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水稻依然可以得以生存。反观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是比较干燥的温带气候，一月平均温度低于0℃，植物停止生长，有“死冬”，冬季大地缺乏绿色点缀；年降水量少于800mm，没有水利等灌溉条件不能保证水稻等作物栽培。如此进行比较，还只是站在现代的视角，进行宏观的甚至是笼统的比较；真正的比较应该是从中国历史地理演进的角度，来深化、具体化这一比较。正如著名学者吴世昌在《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文中就提到南北之差异在历史上的体现：“至于宫殿则大都是高大雄壮，很少曲折布置。最多的是台观。那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古代的都城都在陕洛一带，那里平原多于山水。华山是很险峻的，那时还没有人去凿石开路，不能登临：平常远远地望着，往往把它看得非常神秘，认为是登仙得道的去处。渭水和黄河是又脏又浊的。到处臃堆着泥沙，很不容易使人发生美感。因此这时代的人尤其是帝王对于山水还没有发现它的可爱，当然也就想不到在园子里收罗山水之美。”③还说：“至于私家的园林，却是魏晋以后才兴起来的。私家园林的兴起，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却是对于山水之美的认识和欣赏。在魏晋以前，知识分子都聚在陕洛；江南秀丽的山水，在当地土人看来是熟视无睹的。一直到魏晋，这一带的自然风景才被人发现。”④这段话恰恰能够印证吴良镛先生所说的建筑即是地区的建筑之说。 与此相应，秦汉多的是宫殿苑囿，而少有私家的园林。这在根本上是审美资源在权力分配上的不公体现，即使是帝王的园林也是极为少见，比如梁孝王的“菟园”就是如此，《西京杂记》记此园的内部建筑说：“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作菟园，园中有白室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峭。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亮渚。宫馆相连，延亘数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靡不毕备，王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⑤从所记此园的体制来看，极为宏达辽阔，不仅“延亘数里”，而且连奇果异树、奇禽怪兽也一并具有。这种在形制上的巨大，完全超出了居住在此的主人在感官上的把握范围，个体栖居于此的体验是很微弱的。《三辅黄图》是一部记载汉时宫殿、苑囿、街衡、桥梁等一切建筑的书，所记载“上林苑”也很有代表性：“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茂陵富民袁广汉藏假巨万，家值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凫、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敛，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昝，不能遍也。”⑥以上两例尤其是后者既能够显示出审美资源在权利上的分配不公，同时也能反映出北方苑囿的特性，即受制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大多受制于一种实用的生存关系，还不是一种生于斯且乐于斯的栖居关系。 当晋王朝从北方迁至南京之后，北方汉人也大量迁移到江南地区，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无疑对人的心理感受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便是在江南地理环境已经产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一本通俗的地理读物之中感受到地理环境差异所导致的空间感的差异：“江南的山青，山中的溪水也清，山青水必秀。江南山地丘陵，气候更加温暖湿润，年降水量在1500—1800mm上下，是我国的多雨中心之一，比长江中下游平原多200—500mm左右。这里的山，有许多是由花岗岩、流纹岩构成，浙江东部还有玄武岩，这一类石头多裂缝，有的垂直，有的水平，一下雨，地面上的水就流到岩石的裂缝里潜入地下，成为地下水。地下水又通过裂缝流出来，成为泉水。真是山中泉水叮咚响，溪沟流水清又清。由于山上植物繁茂，水土流失比较轻微，长年不断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上的鹅卵石和水中来来往往的游鱼也能看得很清楚。”⑦即如王羲之一家而言，他们对于山水的热爱真的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晋书》上说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其原因就在于：“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⑧王献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此等文人对江南山水之记载，在南朝以来实在是不可胜数，本文不再多做引述，尤其是上述如王献之所云“秋冬之际”的江南诸山，仍然是郁郁葱葱、苍翠欲滴，可谓地理之迁徙所造成的与北方环境大大不同的空间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