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9-0115-08 一、中国美学研究的困境 从学科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虽有丰富的关于美的思考和论述，但并没有“美学”这一学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是源于对西方美学的引进和接受。所以，从学科层面上说，中国美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已有百余年的历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然而，中国美学研究经过百年培育依然还处在萌芽状态，因为已有百年美学研究史的中国俨然成为西方美学的搬运场。到目前为止，中国美学研究在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体系上，仍然缺少原创性的理论出现，美学基础理论几乎都是从西方美学中挪用过来，然后用来阐释中国的审美现象；或者以中国的部分艺术材料、美学思想材料来佐证西方美学理论的合理性、正确性；再或用削足适履的方式来论证中国古代已经包含着西方理论所指向的美学思想。于是，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百年的美学发展可谓是一部西方美学在中国上演的“傀儡戏”①，中国美学学人耗尽了一个世纪的努力，依然没有取得自己的学术话语权。这是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诞生始于被西方称为“美学之父”的德国美学家鲍姆通1750年《美学》(《Aesthetica》)第一卷的出版。鲍姆嘉通提出了“Aesthetics”(美学、审美学)，这一词是根据希腊词aisthetikos进行的自创，由此鲍姆嘉通把“Aesthetics”作为与心理学、逻辑学、修辞学、诗学等学科相平行的、当时还共同属于哲学组成部分的学科。值得注意的是，鲍姆嘉通在缔造美学的同时，也为这门学科确立了借以展开的基础，即感性经验。他把这个基础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写入了新学科的名称：aesthetica——感性学。从那至今，西方美学语境中的每一次理论创新，表面上看是一种哲学体系的外化，或某一基础学科的延伸，但实际上，它仍是建筑在西方具体的审美经验之上的理论建构或理论折射。西方的美学著作要么言必称“希腊”，要么言必讲“当代艺术”(本质上仅指西方当代艺术)，即便是外域的艺术现象也只是作为猎奇和某种引述加以使用。这种顽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洋洋得意、旁若无人的心态，跃然在他们的每一页稿纸之上。 然而，仅从审美实践而言，各个文化存在体都有着不同的特质、规律和属于自己的理论总结。全人类应具有的“普世性”特征如审美心理的共同性等，是熔化在特殊的理论表述之中的。百年来，中国的美学家几乎走遍了世界，而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仍然是个聆听的小学生！处在一个偌大的文化母体中，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应再继续沉默了，我们有理由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美学缺少理论原创的可能性与出发点吗？ 事实上，一个文化母体所产生的理论，不容置疑地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原创性，而任何一种理论的孕育和提炼，又都与生存于那个文化母体中的最深层、最活跃的现实实践息息相关。这个亟理就像“月亮围着地球转”那样真实而又简朴，无需置疑。然而，简朴的常识却容易被遮蔽和忽视。20世纪以来，我们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势之下几乎丧失了自己思考的能力，缺少精神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冲动，缺少对中华文化圈可能的理论开掘给予期待和付之实践。这是百年来中国美学研究的一种现状和困境。 二、中国美学史上的尝试性突围 在中国美学百年史上，已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这种西方理论长驱直入所带来的弊端和缺陷，并力求突破西方理论的某种遮蔽，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美学体系。这百年是我们苦苦学习、模仿和追随西方理论的历史，也是我们苦苦寻求中国位置、以求蜕变的历史。这步伐虽然走得艰难缓慢，但仍然凸显了中国美学家为中国美学的发展作出的种种尝试，表现出可圈可点的突围热情。 1.百年追随与求变之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纷纷把西方美学理论引入中国，用西方美学理论直接来分析中国的艺术实践。王国维在中国美学史上被认为是“第一个真正把西方美学引入中国”[1](P4)、同时也是“促成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变的第一位关键性人物”[2]。王国维的美学采用传统的表述形式，凭借传统的美学资源，然而他的精神内涵却全盘接受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思想，并运用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和方法来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解析，如写于1905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借用叔本华、康德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分析中国文艺作品，并据此认为《红楼梦》的高超艺术价值正在于此。蔡元培1904年留学日本，1912年归国任北大校长，他引进德国学科建制在北大首开美学课。在美学理论方面，蔡元培接受的同样是康德的美学思想，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引用康德的美学理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然而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恰恰背离了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关系的观念，反而与儒家孔子的思想境界相通。 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宗白华把当时在西方有影响的美学理论翻译介绍过来。朱光潜作为学界公认的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美学家，对西方美学史以及当代西方各种流行的理论流派了如指掌，“克罗齐、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克罗齐的直觉说和尼采论艺术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对他的影响最大，构成了他从学科角度研究美学的理论基础，他撰写的美学著作，如《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等，都是以上述西方理论为基础的。”[3](P265)同时期的宗白华，他的美学思想主要建立在柏格森哲学和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宗白华对西方中心主义还是有较清醒的认识的，他试图在引入西方美学的同时进行中西美学的比较，来发现中国美学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