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2)04-0011-15 一 大视野中的美学问题 写了就是写了，管他是否值得。英国诗人拜伦留下的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以其不朽的经典著作而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但在“信息爆炸，思想贫乏”的网络时代，事情已显得完全不同，对于美学而言尤其如此。无须赘言，美学作为“形而上学之思”的日子已一去不返，继往开来的使命需要其走出书斋、摆脱习以为常的那些理论命题；经历了从以往的“清谈”到现在的“扯淡”的当代中国美学，更需要提出具有真正学术深度的思想问题，才能改变自说自话的境况。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印度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有句话耐人寻味。他表示：在人文思想领域，提出基本问题是必要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问题本身没有答案，发现并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也并不在于给出一个答案。因为“这些问题清晰而有深度，问题本身就是答案”。[1](P.251) 对于克氏所说的“基本问题”是否真的没必要给出一个相对的解释，在此暂且另当别论。但有两点可以肯定：其一，“问题是一切研究的核心，其他都是次要的”；其二，“除非从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来，否则就没有任何理论问题”。[2](P.104)但让人纠结的事情恰恰在于，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美学所必须关注的、那个孕育着关键问题的“实际存在的东西”？众所周知，美学领域其实从不缺乏熙熙攘攘的话题，而是缺少真正有意义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是逻辑游戏，因而无法产生于所谓“理论界”的圈子。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美学面临一个奇异的悖论：真正的美学问题往往并不能由专业的美学家提出，非专业的人们却又因忙于生计而并不关心所谓美学问题。当然，深入地看，事情也没有那么难解。关键在于让学术研究的目光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世界。古往今来，美学研究的行情无论是涨是跌，美学家的身份无论尊卑贵贱，事实上他的基本角色从未改变：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作为人，我们深深地关注着日常生活”。[3](P.136)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归宿。只要沿着这个路径出发，我们也就不难发现一个早已应被提到美学议事日程的问题，这就是“平庸性”。 不妨仍引用克里希那穆提的话：时至今日，以“日常性”为掩护的“平庸性”，迅猛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精神癌细胞，吞噬着不同族群、阶层、区域的人们的心灵，使我们沦为没心没肺的行尸走肉。凡此种种都指向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沉沦在追求欢愉之中。”[4](P.61)作为一种症状，这种现象理所当然地导出这个结论：“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3](P.167)这个见解十分精辟。美学的“现代性转型”不是以“艺术哲学”的名义为艺术家的创作制定法则，也不再是用“诗学理论”的话语对广大读者指手画脚；而是要走向一个以“人文关怀”为主旨的大视野，围绕着“人之为人”的主题继续其殚精竭虑的工作，通过重申“审美教育”的意义，重新开启人文关怀之门。 毫无疑问，在目前这个歌颂财富之声淹没了其他价值观的年代里，[5](P.15)这种诉求显得“不合时宜”。但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当代美学若仍想有所作为，只能用孔子这句话来形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关键是要把握“两个焦点”：其一“何谓‘平庸’？”其二“为什么要超越平庸？”这两个焦点殊途同归地涉及同样一个问题：对于人类的存在，真正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身处物质生产力水平高速提升、社会财富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永无休止地“创造财富”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终极目标吗？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通常对芸芸众生而言，“渴望饮食的愿望，在心理上总比渴望正义的愿望更强烈”；其次是无论尊卑贵贱，没有人能否认，游戏、玩乐、玩笑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2](P.137)这就是困惑或者说纠结所在。美国学者房龙曾提议：考察事物最好的一个方法是研究它的名称，有时“只一个字就能使你了解一切，解决你的问题。”[6]这或许不能一概而论，但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却很实用。 事情的关键其实就落在一个关键词上：人性。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提出：任何时候对一个人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内心的品质。[3](P.132)诚如他指出的：人对其同类的行为是没有限度的。他折磨他、焚烧他，杀死他，用宗教、政治、经济等一切可能的手段剥削他。这就是人对人的故事。[3](P.59)无独有偶，与日本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本田公司总裁本田宗一郎等，并称为日本“经营四圣”的稻盛和夫先生，在其所著《人为什么活着》一书中强调：人类的价值并非只是“存在”而已。众所周知，人因有自我意识而占据了“万物之灵”的位置。但有识之士应该明白：这不只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一份为世界、为人类自身作出贡献的责任。因为“人类一旦心存不良，就会变成万恶之源”。[7](P.6)斯坦福大学津巴多教授著名的“路西法效应”研究表明，在我们对“人类对人类的残忍”现象的理解中，“去人性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8](P.353) 问题是：在“超越平庸”与“去人性化”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可以概括地回答：正是日益泛滥的人类社会普遍的“平庸性”，让“非人性”成为现实。理解这个提问需要拥有对历史的起码认识。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曾给“无知”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阐释：所谓无知者，并不是指那些对诸如“蚂蚁是否放屁”这类属于“专家”们研究领域的不知所然，而是对其出生前的事情一无所知。换句话说，衡量“无知”的唯一标准，就是其对于历史的认识。历史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在于人类生活的连续性。而当我们回顾人类由野蛮愚昧到相对文明的漫长过程，最突出的一点莫过于此起彼伏永无终结的人性的阴暗与残暴。“三千多年来的记载告诉我们，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免于邪恶势力。”在荷马史诗描述的特洛伊战争里，希腊联军指挥阿伽门农在发起进攻前向士兵发出指令：“我们要让敌方无一幸免，就连母亲子宫里的孩子也不例外。”[8](P.11)从“二战”期间嗜血成性的日本屠夫在中国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到不久前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1994年4月至7月的3个多月里，先后约有近100万图西族人被杀)，以及始于2003年7月的苏丹达尔富尔惨案(导致45万人死亡，250万人流离失所)，相似的事情屡禁不止，同样的故事不断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