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4-0194-07 将人类包括审美在内的精神活动视为一种交往实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和核心观点。不过，从对交往实践的重视到审美交往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理论主张和研究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产生广泛关注。构成这一研究兴趣的动因大体有三：一是从实践与主体性问题切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形成用更宽泛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仅仅从物质生产活动来理解的思考维度；二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的兴趣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重新发现；三是在沟通马哲与西哲的冲动下，从整个西方20世纪以来语言哲学、主体性哲学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这一研究路径不仅契合了在新的文化语境和理论逻辑上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要求，而且从学术史角度来看，也确实呈现出清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交往实践到审美交往逐步深化和丰富的发展脉络。 一、马克思恩格斯交往思想及其特点 据考证，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写给巴·瓦·安年柯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正式对“交往”进行了界定：“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语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惟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1]从词源学角度来看，马克思所使用的“交往”一词分别对应于英语中的“communication”和德语中的“verkehr”，而德语“verhehr”在现代并不通用，与“communication”相对应的德文词是“kommunication”和“verstandingung”。马克思不仅认为“verkehr”的词意与“commerce”一样，而且强调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该词除了有“交往”的意思外，还有类似信息、传播、交流、联络、贸易、交通等多个意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有一条注释特别值得重视。在对马克思的“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的译者注中，对“交往”作了明确的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活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3]虽然这一看法目前已被不少学者所纠正，认为“交往关系”并不与“生产关系”相等同，而是相并列的概念[4]，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交往”使用的复杂性。 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交往”一词的词源学和语用学考查，马克思对交往问题的思考主要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在马克思思想的不同时期，“交往”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并形成了普遍交往、现实交往、交往异化、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不同领域和层面的交往理论。其二，马克思更多的精力花在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的交往方式、形态、活动的研究上。 如关于“普遍交往”问题，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5]这种普遍交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后才能实现，它具有跨地域性、超民族、国家、种族、阶级的特点，它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到相当高程度的基础之上。 而与这种交往的理想形态相对应的，还有现实交往问题。虽然马克思并没有采用“现实交往”这一术语，但他对交往形式、交往关系、交往方法等问题的讨论都是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点之上的，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对作为交往的主体的人的及其关系的思考之中，即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也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7]。因此，作为社会中的个人，其交往都具有社会属性，是社会中的交往，交往的社会属性成为现实交往的根本特点。 从交往的现实性、社会性角度出发，马克思对交往的考察便不再停留在理想状态的层面，而是直接切入人类的历史发展变迁、社会体制的更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以及由于受到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的对普遍交往方式的压抑等问题。进而，马克思提出“交往异化”问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异化劳动现象，而且存在大量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间的异化现象，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交往的异化，造成这种人与人交往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之下的私有者具有通过排他的占有来证实自己的人格性，其突出的表征就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一切交往都沦为了交换。马克思还特别重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关系问题，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交往区分为最初的、狭隘的、地域性的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以及作为个人的个人交往等三种形态，并将之与中世纪封建王国、资本主义大工业以及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由此“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