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32－04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点主要体现在《美学四讲》中。在当代中国美学学术史上，李泽厚的《美学四讲》堪称经典，它确立了实践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导地位。尽管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屡遭质疑与批判，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后实践美学”，却无一能够取而代之。在美学界，实践美学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美学四讲》一书是根据作者此前的四次演讲记录修改而成，李泽厚在1981年曾提出：美学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他的《美学四讲》就是沿袭这个思路，先论美学，再讲美、美感和艺术。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观念，作者由此抽绎出了实践的概念，并构建了实践美学。同时，作者又融摄康德哲学中主体性的概念，并纳入了历史的视野，创造了人类学本体论、历史本体论、主体性实践哲学、积淀等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从而使其具有了一种哲学的深度和历史的厚度。 一、美学论：从人类学本体论的角度来对待和研究美与艺术 在“美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李泽厚反对当时流行的三种见解，即以蔡仪为代表的“美学是研究美的学科”，由朱光潜和马奇所主张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由洪毅然等人所提倡的“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他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属于同语重复，第二种看法则过于狭窄了。为此，他提出美学应当多元化、美学是个开放的家族的观念，并就美学的研究对象绘制了两个表格。在这个表格里面，美学的研究内容从哲学美学到历史美学再到科学美学，科学美学又包括了基础美学和实用美学，实用美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阔，举凡各文艺门类美学、装饰美学、社会美学、教育美学都囊括在内，而在所谓装饰美学、社会美学和教育美学之下又细分为多个内容，真可谓体系庞大、无所不包。尽管李泽厚承认他的分类有牵强不周之处，但最大的问题却是，无论是放眼于西方美学史还是中国美学史，美学研究从来没有涵盖过如此多的领域，那些领域的大多数都已超出了美学研究的范围，李泽厚本人也无力对此作出更多的论述，因此，他还是要回到哲学美学。 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蔡仪、王朝闻等人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李泽厚自然亦属此列。不过，李泽厚很犀利地指出了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点与积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一种艺术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论有个一贯的基本特色，就是以艺术的社会效应作为核心或主题。这社会效应，又经常是与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批判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衡量、估计和评论的。”[1](P452)由于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对革命斗争的实际效用，政治成为最高标准，所以反映论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石。蔡仪等人的美学都鲜明地具有这一特点。在80年代，这种反映论美学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李泽厚深感马克思主义美学需要发展。“不能仅仅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角度，而更应该从人类总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长建设的角度，即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角度，来对待和研究美和艺术。”[1](P459)作为发展的结果，李泽厚提出了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 在李泽厚那里，人类学本体论又称主体性实践哲学，这是他融合康德哲学和马克思哲学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三层内涵，一是人类学，此人类学并非指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而是指的人类总体。二是主体性，这一概念由康德哲学而来，又包含两个方面：(1)客观方面(社会存在方面)，李泽厚称之为工艺－社会结构(又称工具本体)；(2)主观方面(社会意识方面)，李泽厚称之为文化－心理结构(又称心理本体)。三是实践方面，即人类总体所进行的历史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李泽厚那里主要指的是物质生产实践。人类通过历史性的物质生产实践，既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又形成了人的心理本体。基于此种观点，李泽厚提出：“寻找、发现由历史所形成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如何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自觉地塑造能与异常发达了的外在物质文化相对应的人类内在的心理—精神文明，将教育学、美学推向前沿，这即是今日的哲学和美学的任务。”[1](P465)可以看到，李泽厚对美学任务的表述，与20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所提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不无呼应之处。 二、美论：美来自实践或曰自然的人化 对于美是什么这一问题，李泽厚以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通过对“美”的字源学分析，批判了美学史上主观派和客观派的美学观，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观派将美等同于审美对象，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将美视为了审美性质。他们的研究或专注于审美心理，或侧重于对象的外在形式，李泽厚认为他们都没能探本穷源，真正应该发问的是美的根源是什么，“只有从美的根源，而不是从审美对象或审美性质来规定或探究美的本质，才是‘美是什么’作为哲学问题的真正提出”[1](P476)。如此一来，李泽厚将美的本质转化并等同为美的根源问题。 一方面，自1962年写作的《美学三题议》始，李泽厚对美的本质和根源的解答可谓一以贯之，即美的本质和根源来自于实践，来自于自然的人化。不过，在对实践的理解上，李泽厚和朱光潜、高尔泰等人有着根本性的分歧，朱光潜将精神领域的生产亦涵盖在内，他认为：“人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加工改造，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这条原则既适用于工农业的物质生产，也适用于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2](P51)而李泽厚所称的实践主要指的是物质生产实践。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相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泽厚美的本质观亦发生了很大改变。在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以美的客观社会说独树一帜。在1956年发表的《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中，他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美感是对美的反映，同时又强调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即美的社会性。[3]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并建构起新的美学体系之后，实现了从认识论美学到实践美学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演进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