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和反思1949年后的美学研究，不能不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在1956年第12期《文艺报》上，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的自我清算文章，此文一经刊出，即获得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批评反应，由此引发了一场绵延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直到“文革”发生方告结束。这场大讨论起先围绕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评而展开，随后参与讨论的各家各派又展开了相互之间的辩难，到后期相当数量的批判火力又指向了周谷城。翻检十年美学大讨论中的诸多文章，尽管在热烈的讨论、辩难和批评、批判的众声喧哗之中，不乏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但总体上看其学术含量以及所达到的学术水准都是不容忽视和小觑的。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这次美学大讨论，无论其历史贡献还是后续影响以及当代启示，均有其值得深入思考和总结的价值与意义。 美学大讨论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历史贡献，而这首先表现在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的确立，以及与此相关的四派美学观点的形成。 作为学科形态的中国现代性美学是从20世纪初叶开始，经由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移植传播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整个20世纪上半叶，通常概括称谓的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理论资源均是来自西方，而在哲学观念上，从早期的王国维、蔡元培到后来的吕荧、朱光潜等人，则大都属于哲学唯心主义。尽管自192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之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诸多相关思想观念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并对在学界占据显赫地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形成了挑战和冲击，但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而建构起来的系统形态的美学理论体系还没有形成并被学界广泛认可。毛泽东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文本，但其主要的理论内容和影响还是限于文艺方面。蔡仪于1947年由群益出版社出版的《新美学》诚如其书名所标示的，是企图以唯物论哲学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美学理论体系以挑战和取代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旧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体系的最初尝试，但是这种挑战没有经历理论界内部的相互争鸣和折冲，其影响也尚未形成，很快就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带来的历史大转折而成为被翻过去的一页。 1949年后，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美学家们也满怀新的理想和信念，试图创造一种与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发展的时代特点相应的美学理论体系，美学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在美学大讨论的展开过程中，从朱光潜先生的自我清算开始，到参与讨论的各位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观愿望，那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和指导创造一种科学正确的美学理论，而当时大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方法首先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或反映论。虽然有的学者如朱光潜、李泽厚等人也在某些论文和论题的展开中提出或是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却都还是将实践观点置于认识论的范围之内和框架之中加以引用和论述。由于仅在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内思考问题，因而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认识论美学研究范式关注的是美在哪里、什么是美、人的美感何以形成、美感的内容来自哪里等基本问题，由此还引申出美与物的关系、美与人的关系、自然美的根源、自然美与社会美的关系、美与艺术的关系等其他相关理论问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内容和方法论把握和理解上各有不同，因而在美学基本问题上便有了不同的认识思路和结论：有人认为美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主观评价，是人的一种观念，美在主观；有人认为美与主观评价无关，而与事物存在的客观属性和条件有关，美在客观；有人强调美既与客观存在条件有关，又跟人的主观心意状态有关，是主客观的统一；有人认为美既是客观的，又必须具有社会性，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吕荧、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分别是这四种基本观点的公认代表。由于这四种观点都各有其追随者，便历史地形成了后来人们经常所讲的四大美学学派。 美学四派围绕美学基本问题和相关派生问题，既畅言己论，又相互辩难，在同一个理论研究范式内掀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多家争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语境中，形成这一学术景观殊为不易，从中国美学学术史和中外美学关系史的角度看也分外令人瞩目。从中国现代性美学学术史角度来看，这场美学讨论既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主流美学形态、观念的超越和告别，又是对一个新的美学研究时代和主流观念的召唤和开启，从此之后，中国当代的美学研究虽然在学术研究和理论资源借鉴上还常回溯到现代时期，但在观念演进层面上却是以此一时期的讨论成果为实际起点了。进而言之，此前时期的美学研究所用的理论语汇，所谈论和阐发的美学观念都是来自西方，那时的所谓中国美学研究实际上不过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或巡回演出，在观念层面上还少有属于自己的创造，更谈不上什么学派的创立了。而美学大讨论却突破了先前的状况和格局，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观念创造，而且在不同的观念创新基础上形成了立场相异、特色有别的美学派别，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外美学关系，在观念层面上将中国美学研究置于和西方美学并行发展的世界性关联之中，在世界美学发展中写下了属于中国的一页，使中国美学由西方美学的小跟班变成为与西方美学同台演出的一个重要角色。换言之，就是在美学观念的演进中，将先前中外美学所具有的历时性从属关系或主从包含关系，变成为共时性并列关系或主体间性关系。美学大讨论的这样一个历史性贡献，是值得学术史的回眸多看几眼、多写几笔的。 与新的美学研究范式以及不同美学学派的形成紧密相连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就是美学大讨论汇聚和培养起了一支阵容壮大、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一支研究队伍来支撑，研究队伍的力量和水平决定了学科研究的水平和持续发展的潜力。美学大讨论中，在现代时期已然成名的诸多美学大家、名家和学界人物如朱光潜、宗白华、蔡仪、吕荧、洪毅然、贺麟、黄药眠、周谷城、王朝闻、王子野、冯契等人纷纷登场，而1949年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美学研究生力军也大量涌现，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派的代表李泽厚和主观派两位代表人物之一的高尔泰，以及汝信、蒋孔阳、敏泽、叶秀山、施昌东、陆梅林、程代熙、杨辛、甘霖、曹景元、刘纲纪、鲍昌、肖平、马奇、朱彤、胡经之、周来祥、庞安福、孙潜、吴汉亭、吴调公、佛雏、吴火、李醒尘、钱中文、吴元迈、陈辽、刘宁、王先霈，等等，都是在美学大讨论中走上学术舞台并逐渐成名成家的。老中青不同年代的学者在大致相同的思想框架和思维模式之内，围绕基本相同的美学问题同场竞秀、各呈辩才，展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的学术盛况。其参与人数之众多，讨论问题之深入，是此前的美学研究从未有过的，相比较而言，或许只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上半期的“美学热”时期，其学术热度和参与人数之多可以与美学大讨论相媲美，但是美学热时期的学术热点和理论参照相对较多，没有相同的问题阈限和范式规范，所积淀下来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像美学大讨论那样集中，也不具有美学大讨论那样的历史开启意义。能够整合起一支较为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是美学大讨论得以持续进行的基础，而讨论的持续进行又使得这支队伍得到锻炼和培养，进一步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后续发展储备了人才，这也应该视为美学大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