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理念、程序和书写方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功正(1943- ),男,江苏如皋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13)。

原文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美学史研究和撰著在深化过程中需进入具体的书写层面。它是一个兼备学理性和操作性的命题,即确立研究理念和书写方式。其基本图序是:从文本(文献和文物、理论著录和艺术事实)解读入手,灌注鲜明的主体精神,进而诉诸于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文本解读而言,细读和鉴赏,具有既能支撑又能颠覆、修正既有或现成结论的功能。它是中国美学史研究和书写的起步阶段和基础工程。而解读方式又表现为:既对研究和书写对象进行审美价值判断,又进行审美感受的体验。当前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存在着立场缺位、批评失语的缺陷。应当坚守研究和书写的主体立场,尤其是批判立场,从而体现当下时代和撰著者个人的社会、审美理想与相应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研究主体应当对研究对象持有高屋建瓴的学术姿态,是俯视,不是平视,更不是仰视。因此,研究和书写便引入了审美理知、理想、理性评价立场和审视态度,是理念提升和精神诉求。在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方法上主要从视域、论述、话语三层面进入。视域求气度,即大气、大度,胸有全“豹”,视野宏通;以全篇、全人、全史为立论和论述的出发点和归趋点,构建理论著述与艺术事实、思想精神与美学精神、诸种门类美学之间的互证互动机制。论述求深度,即富于体认深度和研究、书写主体的识见,特别是史感卓识。话语求温度,即书写体验是诗性化体验,书写话语或春意盎然、或秋气凝霜,是一种具有感受性的叙述和论析。切入诗学,出入哲学,归入史学,臻于研究和书写方式的高端境界:诗性、哲思、史感。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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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2)01-0001-07

       当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赡。美学通史、美学断代史、专题美学史等著作之外,各种类别的研究论文车载斗量,出现“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繁华局面。研究者们按照自身的体认、理解、研究方式加以书写,各尽其致又各尽其妙。书写方式成为研究主体视域和操作方式的认知选择,有共同的,有因借的,有个别的。或以范畴为中心,或以思想为线索,或以形态为对象……而不是“全国通用粮票”式的书写模型。

       诚然,西方美学史观念、方法大举东进后,部分采用其书写方式不乏可援之例,但总觉隔膜,终端成果不应是西方美学史观念投照下并采用其叙述方式所研究和书写的美学史著,而应当体现中国美学史的固有性质和话语系统特征。

       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涵括全部,然而作为一种基本构成途径,却是约定俗成,可以循例。中国美学史研究和书写方式大致从文本解读入手,坚守立场,尤其是批判立场,最终诉诸恰当的书写方法。它使得中国美学史研究以及书写的学理性通过具体的操作性体现出来。

       面对、细读文本

       细部、个案的文本解读是全部研究的起点并因之构合为血肉生机。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美学史的现象、经验、历程等凝结、存活于文本之中。美学史不应从预设的理念、概念、理论、框架出发,把丰富多彩的审美形态或削足适履、或拉郎配式地纳入其中,借以印验主观化的设定模式。美学史研究的对象始终应当是生香活意的现象存在,它们蕴藏在繁如星辰的文本之中,因此,文本便成为可把握和可直接触摸的对象。这里所言之“文本”是广义的,既指纸本文献,又指器皿实物;既指理论著录,又指艺术事实。审美的理想、形态、经验以及美学史的发展都在文本中存活和显现。这才能避免美学史研究的空泛化。以文本及其解读为前提和基础,实际上是坚持了实证式和感性化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兴起广泛的“鉴赏热”,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从先秦到清代的系列性各文体文学鉴赏丛书,其他出版单位亦有多种文学鉴赏和绘画、书法、器物等鉴赏出版物,足以汗牛充栋。它推助了文学艺术包括美学的大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审美鉴赏水平。文学艺术鉴赏是文本解读的有效方式,但由于出版物的过量太泛,滥竽充数,远离文学、艺术、美学的特质和特性,便大伤人们的口味,由此便形成了对鉴赏的逆反心理,听到“鉴赏”二字便摇头反胃。其实,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应是从文本(含器物等)鉴赏开始的。鉴赏亦即品鉴、识赏,是中国文化、美学最普遍的运用方式,最早的还是运用于人物品藻即鉴赏。谢赫《古画品录》,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包含着丰富、细微的阅读智慧和体验、感受。主体的审美理念、趣味这些美学史中的亮彩在鉴赏中闪射出来或凝定起来。因为谢赫有“画品”,才会有那篇中国绘画美学开山之作的“六法”论;因为钟嵘有“诗品”,才会有那篇中国第一诗美学论——《〈诗品〉序》。门类美学中的“序”如同历史著作中的“序”文一样,是一种体现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提絜、概括的经验总结。如果说抽象,这就是中国式的抽象。虽非钻天,而是悬落半空,但毕竟出现提升。明清人对古器物、绘画、法帖的鉴赏有着极高的水平,成为美学史研究极可宝贵的资源和书写方式的启示录。所以,中国美学史诗、文、书、画、器之“品”即鉴赏,即文本解读,是进入中国美学天地的直接通道。

       鉴赏不仅是一般的意象解说,而且是意味深究。李泽厚先生把青铜器的美概括为“狞厉的美”——“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种概括完全是鉴赏青铜器所得,属于器物的解读。他在文中反复用“你看”的句式,实际上是反复表述自己的鉴赏感受,引导读者沿着其解读鉴赏路向行进。“你看那些著名的商鼎和周初鼎,你看那个兽(人?)面大钺,你看那满身布满了的雷纹,你看那与饕餮纠缠在一起的夔龙夔凤,你看那各种变异了的、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动物形象,例如那神秘的夜的使者——鸱枭,你看那可怖的人面钺、人面鼎,它们已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了。”[1]37以鉴赏为先导,便得出了对青铜器富于历史感的美学结论。

       郭沫若先生对先秦文字史、社会史、文化史、美学史的研究完全建筑在解读进而鉴赏文本的基础之上。例如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识得读解甲骨文的大家,又是通过解读作为文本的青铜器器型、纹饰、铭文来研究上古美学的大家。郭沫若以解读和鉴赏为基点和出发点的先秦青铜器研究进而深化为理性结论:一是探发审美表象中所沉淀的意味;二是在鉴赏和阐释中凸显审美意识。借助文本,而又突破文本,超越实用层面,进入审美和美学史;三是解读为他创立青铜器的分期说这一划时代的学术贡献打下了坚实的文本基础;四是对南北文化、美学进行比较,进而形成经典性结论,学界至今仍为遵守。[2]

       宗白华先生是古典绘画、书法的鉴赏家。他的《美学散步》认为:“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他援引唐代王昌龄《初日》诗:“初日净金闺,先照床前暖。斜光入罗幕,稍稍亲丝管。云发不能梳,杨花更吹满。”认为“这是多么艳丽的一幅油画呀!”甚至“很像一幅近代印象派大师的画”。

       以上例证均构成从文本出发的解读、鉴赏进而开掘、深化、提炼的美学史研究和书写范式。

       细读文本,不仅如前之引例,形成和支撑美学史结论,而且会调整阅读视角,重建阅读空间,甚至会改变原有的美学史结论。例如绘画鉴赏家徐邦达先生对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的鉴赏,得出了非顾氏所绘的石破天惊的颠覆性结论。

       对文学审美样式的“词”,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词境’确乎尖新细窄,不及‘诗境’阔大浑厚……小而狭,却巧而新。”文史家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认为:“词之特征约有四端,一曰其文小,二曰其质轻,三曰其径狭,四曰其词隐。”然而,在细读宋词全部文本之后,这些结论就可能被推倒。宋词诚然抒情,但其功能大有扩大。一部宋词简直就是宋代的百科全书。举凡宋代的都市、宫廷、佛殿、道观;市人、细民、歌娃、舞女,九流三教;上元清明,四时八节,一切自然、社会景观及其生活方式、类别都在宋词中表现和描述尽足,包罗万象,五光十色。诚然有恋情,但也有抗战;作者中诚然有文人,但也有军人;诚然有低唱,但也有呐喊;诚然有小令,但也有长调,以致有三阕四阕,篇制不亚于唐的长篇叙事诗、抒情诗。它在描述都市风光时,恍若城市规划图,汪洋恣肆,俨然赋之“三都”、“二京”,初唐四杰的长安诗篇。它不仅跟诗接榫,而且如同大赋一样,体物写志,铺采摛文。柳永《望海潮》把西湖写得令金主完颜亮垂涎三尺。宋词简直就是两宋地方志的形象化体现;宋词又简直就是《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的长短句词体体现。这样一解读,对宋词整体上的功能、特征的体认就要另当别论了。对朱熹的体认也是如此。细读朱子文本,就会改变原先的认知定势:道貌岸然、法相森森,排除感性美感。朱子尚有许多对自然美倾心欣赏的文字,如《百丈山记》、《武夷山十棹歌》等,他的感性美感竟是那么丰富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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