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美学在中国悄然兴起，在新世纪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遇到强劲的阻力，主要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强劲对抗。其论者认为，生态美学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则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反人类，如此等等。因此，厘清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即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什么是人类中心主义呢？《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词典》指出，人类中心主义指“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①。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包含着传统的人文主义内涵，萌生于文艺复兴之时市民阶层以人权对教会神权的对抗。但其真正的发展则是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科技的进步，大工业的出现，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自信，认为完全能够改造、控制并战胜自然。启蒙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百科全书主持人狄德罗指出：“有一件事是必须得考虑的，就是当具有思想和思考能力的人从地球上消失时，这个崇高而动人心弦的自然将呈现一派凄凉和沉寂的景象。宇宙变得无言，寂静与黑夜将会显现，一切都变得孤独。在这里，那些观察不到的现象以一种模糊和充耳不闻的方式遭到忽视。人类的存在使一切富有生气。在人类的历史上，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件事，还有什么更好的事情考虑吗？就像人类存在于自然中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人类进入我们的作品中？为什么不把人类作为中心呢？人类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②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康德则明确地指出“人为自然立法”。他说：“故悟性乃仅由比较现象以构成规律之能力以上之事物；其自身实为自然之立法者。”③ 人类中心主义在审美领域同样得到表现。在作为西方古典美学高峰的德国古典美学，以理性主义作哲学根基，使人类中心主义得到集中的表现。康德明确地将美归结为“形式”的“合目的性”与“道德的象征”。自然在审美中几乎消失殆尽，只剩下人的“目的性”与“道德”。而黑格尔更是完全否定了自然美，将之放到“前美学阶段”，并将其内涵界定为对人的“朦胧预感”。中国当代的“实践美学”继承德国古典美学，成为我国当代美学领域人类中心主义的突出代表。这种美学观以“自然的人化”与“工具本体”作为核心美学观念，力主人在审美中对于自然的“控制”，从而成为过分张扬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一味贬低自然地位的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理论形态。而更令我们震撼的则是美籍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所深刻揭露和批判的“审美剥夺”(aesthetic exploication)现象。这是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在审美领域对自然进行粗暴压制与扭曲的行径。他将这种行径斥之为“审美剥夺”。他说：“这是出于娱乐和艺术的目的对自然本性的扭曲。”又说：“我们为了寻求快乐正在对自然施加着强权——我们在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都能体会到这种快乐。”他还认为，将权势与“玩”相结合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力甚于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因为“经济剥削有个限度……相反，玩是无止境的，自由随意的，仅凭操纵者的幻想和意愿”④。他对这种“审美剥夺”进行了具体的描绘，在植物方面就是花样翻新的所谓的“园艺”。人们“居然会使用刑具作为自己的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断丝钳、铲子和镊子，标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他们的自然形态！”⑤例如：把独立的植株和整个一小簇树丛修剪成繁复的形状，为了娱乐而糟蹋植物的“微缩景园”与盆景等等；对待动物，段义孚认为是“问题出现最多，人的罪过体现最深的方面”。如通过驯化使动物成为负重的劳力，变成玩偶，经过选择性繁殖，使动物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使鱼长出圆形外突的大眼睛，将京八狗改造得只剩下一小撮狗毛重量不足5斤等等。至于在建筑领域，人类的“审美剥夺”更是举不胜举。诸如，填海造地，挖山建城，断河造湖等等。当然，这种人对自然的“审美剥夺”并不始于工业革命而在古代即已存在，但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兴盛泛滥的背景下，“审美剥夺”的情况愈演愈烈，至今未止。特别是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推土机的隆隆声响中，昔日美丽的自然早已不复存在而面目全非。表面上我们剥夺的是自然，实际上我们剥夺的是人类赖以生长的血脉家园，是人类自己的生命之根。 由上述可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审美剥夺”是与审美的“亲和性”本性相违背的，是一种审美的“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审美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美，从而导致审美与美学的解体。因此，告别“审美剥夺”及其哲学根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紧迫要求。当然，对于“审美剥夺”的理解也不应过于绝对，而是应该在人与自然共生的背景下理解，并不是人类对于自然一点也不能改变。但压制与扭曲自然的现象则是不能允许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新陈代谢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发展当中，都是过程，包括一切理论形态，也都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即便是作为西方古典哲学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也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诸多弊端的暴露而逐步退出历史。1886年，恩格斯写了著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德国现在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⑥。恩格斯在该文中宣告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理论形态及其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业已退出历史舞台。这当然首先是由历史时代所决定的，对于包括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的理论形态我们都不能孤立抽象地加以审视而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历史发展之中。“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并非自古就有的，而是在历史中生成并在历史中发展，最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必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众所周知，在西方古代农耕社会之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万物有灵的“自然神论”。柏拉图关于诗歌创作的“迷狂说”就是古希腊诗神的“凭附”，而诗神奥尔菲斯则是一名能与自然相通的占卜官，能观察飞鸟，精通天文等。而美学与文学理论中十分流行的“模仿说”也是一种将自然放在先于艺术位置的理论。诚如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所说，“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⑦。这里所谓“模仿”就是对自然的模仿，在这里自然有高于艺术的一面。只在工业革命以后，科技与生产能力的迅速发展，人类掌握了较强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类中心主义”才随之兴起。但19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工业化过程中滥伐自然、破坏环境的弊端日益暴露，地球与自然已难以承载人类无所扼止的开发，不得不由工业文明过渡到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1972年6月5日，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聚会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国际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人类共同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讨论人类对于环境的权利和义务。会议宣告“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发展”，“要求每个公民、团体、机关、企业都负起责任，共同创造未来的世界环境”。全世界各国将环境问题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并将保护环境作为全世界每个公民的共同责任就意味着以开发自然为唯一目标的工业革命时代的结束，而一个新的开发与环保统一的“生态文明”时代已经来临。同时也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理论形态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人类中心主义曾经以其所高举的“人道主义”旗帜和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张扬，而在历史上起过积极进步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其弊端的暴露已无可避免地衰落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曾对“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贬抑自然并将人与自然对立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他说，“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念，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又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⑧。法国哲学家福柯则明确地宣布“人的终结”即“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他说“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这个细微的，这个难以观察的间距，这个在同一性形式中的退隐，都使得人的限定性变成了人的终结)”⑨。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则以其别具一格的非人类中心的“块茎理论”取代人类中心的“根状系统”。他说，“块茎本身呈多种形式，从表面上向各个方向的分支延伸，到结核成球茎和块茎”，“块茎的任何一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任何其他一点连接。这与树或根不同，树或根策划一个点，固定一个秩序”⑩。至于美学领域，从1966年美国美学家赫伯恩发表《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开始，环境美学逐步在西方勃兴，宣告由“人类中心主义”派生而出的“艺术中心主义”也受到挑战并必将逐步退场。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日渐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