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唱苏联歌、读苏联书、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年代。为了完成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艰巨任务，最现实、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苏联学习，全方位地学习其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这一全面学习、模仿的过程，遍布于全国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各领域、各部门的援华苏联专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带回第一批专家(1948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退专家前，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了18000人［沈志华2003，页406-410］。 那么，这个庞大的苏联专家队伍中，有多少人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他们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当时中国科技界的“火车头”——的建设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如何？与当时工作在中国其它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等各部门的苏联专家相比，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在其工作性质、地位与作用、在华人数与周期等许多方面，又有哪些异同？而且，还有另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即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中，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的实际程度又是如何？ 本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将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的总体工作情况做出历史的叙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 一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两院直接交流的起点 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与刚刚站稳脚跟的执政党而言，学习苏联、模仿苏联是无可选择的必由之路。而对于中国科学院来说，则意味着一场从科学理念到具体科研活动组织方式都必须打碎旧有传统的彻底变革。 中国科学院在共和国成立一个月之后即1949年11月正式宣布成立，是将民国时期仿欧美模式建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进行接管、调整、合并的基础上组建的。在新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下，这个新的人民的科学院，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之后，同样融入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大潮之中。早在1952年10月，科学院扩大院长会议上即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具体措施包括：要求各研究单位加强研究苏联科学成果；着手出版《苏联科学丛书》，《科学通报》将系统介绍苏联科学最新成就；协同全国科联、全国科普等单位举办介绍苏联科学和科学家的展览会、演讲会；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科学院，学习苏联科学工作的先进经验，并商讨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工作合作的具体办法。这些举措很快一一落实①。 1953年2月，以科学院计划局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赴苏访问。代表团由19个学科的26位科学家组成，在3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考察了苏方98个研究机构、11所大学以及许多工厂、矿山等其它机构，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以及苏联科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代表团回国后，在科学院内和院外进行了广泛的传达，并于1954年出版发行了《学习苏联先进科学——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汇刊》一书。1953年9月15日，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访苏代表团工作的报告，并建议：出版科学译文期刊以介绍苏联科学成就与经验，成批地选送留学生，派遣专业的科学访问团，请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指导工作以及交换图书、杂志、数据等。 郭沫若院长把此次访苏称为“中国科学院成立以来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②。的确，这次访问，时间长、规模大，是以全面、深入地学习为目的，是为了让旧中国所培养的科学家们亲身感受并接受为苏联科学发展经验所证明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理念，以建立起一套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吻合的全新的科研制度和科研活动组织模式。但它同时也是中苏两国科学院直接交流的起点。由此，中苏两国科学院共同走过了一段从全面学习到密切交流与合作，最终分道扬镳的曲折历程。 二 院长顾问与不同学科的苏联专家 综观之，中苏两院在1954-1966年长达十余年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主要分为三个途径，即：自1954年起，数百位苏联顾问、专家陆续来华，帮助中国科学院制订规划、建立新的研究机构和学科领域，并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科研活动；中苏两院合作议定书自1957年底签订之后，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今天仍不能忽略其对于中国科学院早期事业与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大批中国留学生赴苏学习，回国后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骨干并影响至今。 其中，聘请苏联顾问、专家来华指导中国科学院的各项工作，是学习苏联科学的最直接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因为苏联专家们的工作，涉及了科研组织、制度和发展方向的设计。 中国科学院接待苏联专家的工作始于1954年10月③。这时，科学院邀请苏联著名科学家В.А.柯夫达担任院长顾问，并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先后聘请了数百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华工作。 实际上，早在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已就苏联专家在华工作问题于莫斯科签署协议。10月25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对技术专家报酬条件的协议［沈志华2003，页76-115］。到1953年，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中国迎来了苏联专家大规模来华工作的高潮，苏联顾问、专家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1953年4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拟在已有苏联专家140人的基础上，增聘279人，工作重点在于为各有关部门培养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属各部门分别提出了拟聘请的名单，其中科学院计划聘请8人，工作任务分别为：总顾问和应用物理(固体物理)、高聚化合物(橡胶、安全玻璃、塑料)、石油(天然或人造)、冶金(钢铁)、植物生态、土壤、地震等7个学科的顾问。［竺可桢2007，页105-106］。
